五明始终坚持不懈地钻研着写作方面的各种知识，他深知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就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库，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
随着学习的深入，五明逐渐领悟到了一些关于机遇和灵感的奥秘。他发现，当这些看似潜藏于深处的“信息”被唤醒并相互交流时，人的想象力和思辨能力会变得异常活跃且清晰明确。在这样一种奇妙的“思维态势”之下，人们的思想犹如被点燃的火焰一般，充满了敏锐性和强大的创造力，从而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取得显着的成果。
回顾往昔，那些生活在旧时代的作者和学者们，面对“机遇”和“灵感”的突然降临往往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将其视为“神灵”附身或是“上天”的特殊启示。然而，五明心里明白，他们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荒谬的想法，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正是由于这种无知，才使得他们无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机遇与灵感背后所蕴含的规律。恩格斯曾反复强调：“偶然性不过是相互依存性的其中一端罢了，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端则被称为必然性。”他还指出：“无论在哪个领域之中，都存在着那种于这般偶然性里为自身开拓前行路径的内在必然性以及规律性。”就拿灵感来说吧，它常常给人一种“突如其来”之感，仿佛完全出于偶然，但事实上，它背后隐藏着必然的规律。具体而言，这种必然性体现在平日里对大量“信息”的储备、始终保持对某一主题情感专注地“思索”，或者偶尔受到某个特定“契机”的激发。倘若缺失了这些必要条件来为之“开辟道路”，那么所谓的“灵感”恐怕将永远无法“突如其来”！正因如此，灵感的“突如其来”着实称得上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有时就连作家本人都难以事先“预料”到，更难以精准地“把握”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确确实实有着自身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意味着只有通过长期深入生活所积累的丰富“信息”资源，再加上具备健全且不断发展的思维能力，并能够在关键时刻高度紧张地调动起来，才有可能迎来那些令人惊喜的灵感瞬间。
那么，为何“灵感”常常如同流星般一闪而过，瞬间消逝无踪，且难以再次呈现、无法被复制重现呢？其实，这里面并无任何神秘莫测或是稀奇古怪之处。其缘由在于，尽管往昔的“记忆”得以复苏，大量的“信息”实现了相互交流与融合，但通常情况下，这种暂时“苏醒”过来的记忆影像相对而言都比较短暂易逝；而那些突如其来“建立”起的信息关联，普遍来说也都显得颇为脆弱易碎——它们具备着一种缺乏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特质。因此，一旦那种极度活跃的“精神兴奋”态势逐渐减弱消退，一旦原有的“信息储存库”或者“记忆累积层”出现阻塞不畅的状况，抑或是外界的各种“干扰因素”致使这些影像及关联猝然断裂，那么，“灵感”自然而然就会如潮水退去般一去不复返，令人难以挽留。而且，想要让那种本来就转瞬即逝且无比脆弱的高级而又复杂的精神活动得以恢复并再度呈现出来，着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偶然性”都几乎不可能被精准地“复制”或者完美地“再现”，这其实就是一条普遍存在的规律。更何况像这样一种如此高级并且繁杂的“思维”活动呢？所以说啊，那些所谓的灵感往往都是稍纵即逝、难以捉摸，甚至有时候会突然中断，根本无法控制。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不对其抱有一种神秘感，那又有什么必要对它感到惊讶不已呢？
此外，在过往的岁月里，许多作家和学者时常都会着重强调当“灵感”降临的时候，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所表现出的那种“非自觉”以及“不自主”的特性。然而，实际上这种说法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并没有任何确凿的依据可言。要知道，当一个作家处于最为理想的“思维态势”当中时，他的写作状态确实能够做到心思专注不二、文思如泉源般源源不断地涌现、内心充满着澎湃激昂的情感，以至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他忘却了周围的“现实社会”,进入了特定的“艺术天地”，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创作“对象”的喜怒哀乐之中,但是,即使是在这时，他写的东西也既不是神灵的“诏语”，更不是醉汉的“梦呓”,而仍是完全“清醒”、十分“自主”的东西,是其“激情”和“理智”高度结合的产物,是“对象”和“主体”高度和谐、物我合一”的结果。正是这种“思维势态”,造成了超乎“常规水准”的优异之作!如果把这种情态下的创作现象一一作家情绪的“如痴如醉”、抒写的“自由奔放”(突破既定“提纲”的束缚)都解释为“非自觉性”、“不自主性”，过分强调它的“自发”性质的话,那就错了。任何真正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是“精神恍惚”的呓语,“头脑发热”的昏话。“痴迷”中有清醒，“奔放”中有法度,“热”中有“冷”,“物”中存“我”,从来就是如此!
总而言之，对于像“机遇”和“灵感”这样属于思维层面突然涌现出来的现象，如果将其过度地“神化”，那显然是不正确的；然而，若是采取完全“不承认”它们存在的态度，这同样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所以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我们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姿态去正视这些现象，并深入地对其展开研究工作，最终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给予合理且科学的阐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里，五明针对“机遇”以及“灵感”展开论述时，他所设定的目标并非单纯地将之当作一个纯粹的“理论”性议题来加以研讨剖析，而是更多地倾向于把它们视为在“行文”这个具体阶段当中切实存在着的一种现象来予以对待处理。正因如此，接下来五明将会重点投入精力去学习探究那些能够造就并且维系住“机遇”的一系列相关联的重要内容。
五明坐在书桌前，眉头微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正在努力探寻着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怎样才能紧紧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遇呢？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后，他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首先要聚焦于“习惯”这一层面。
在此之前，在那篇“总论”里，五明已经对有关写作“习惯”的重要性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他深知，对于任何一位立志成为优秀写作者的人来说，若经历了长年累月的艰苦伏案耕耘以及大量的写作实践，但仍然未能成功塑造并积累起一种真正契合自身特点、能让自己在创作时如鱼得水、信手拈来般灵活运用的“习惯”型写作模式，那么想要实现文笔流畅自然、妙笔生花的境界恐怕会困难重重。
五明深深地认为，每一种习惯都仿佛拥有着独特且鲜明的“自我性”特质。就如同每个人身上那独一无二的指纹一般，这些习惯成为了个体区别于他人的显着标志。而对于一个致力于在写作领域深耕发展的人来说，能够成功地培育和塑造出属于自己独有的“习惯”写作方式，毫无疑问是其在这条道路上逐渐迈向“成熟”甚至是“定型”阶段的关键标识。
确实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习惯”并不能够简单地与“机遇”划等号。它们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之间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当人们找到那种最为符合自身习惯、实际操作起来感觉最为轻松自如的写作方式时，这种方式往往也就会变成最容易得到“机遇”青睐和眷顾的路径，同时也是最有希望取得丰硕成果的有效方法。因为只有在熟悉和擅长的模式下，作者才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将灵感转化为精彩绝伦的文字作品，从而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五明深知想要创作出一部优秀的作品，必须要深入理解并掌握“时间”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他明白，当自己拿起笔准备投入到行文创作之中时，如果能够拥有一段相对来说较为完整并且充足富裕的时间，那无疑将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况。因为在这样连贯的时间段里，可以让思维得以持续流畅地运转，灵感也更容易源源不断地涌现。
然而，现实往往并非总是如此顺遂人意。有时候，人们所面临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时间被无情地切割成了极其零碎的片段。就好比说，今天或许仅有短短的半个小时可供用来写作，而到了明天，又只能勉勉强强挤出区区十分钟去接着昨天的进度继续推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便所要撰写的只是一篇算不上特别“冗长”的作品，但最终却极有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分散与不连续，导致整个创作过程被大幅度地“拖延”。毕竟，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是通过点点滴滴、断断续续地“续写”才拼凑起来的。
无数次亲身经历过的实践经验早已向人们充分证实了一个事实：以这般方式创作出来的成果，不但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更是难以展现出那种令人瞩目的卓越品质以及高超的水准。其原因便在于，这种碎片化的创作模式无法给予创作者足够的空间去精心构思情节、雕琢文字，从而使得作品整体显得粗糙简陋，缺乏深度和连贯性。
五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时间被过度分散和割裂。这导致作者很难全身心地沉浸到创作当中去，也就无法顺利进入预先设定好的特定情境里。而且，一篇文章若想要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势必会对其整体的“文气”连贯性产生不利的影响。毕竟，如果总是断断续续地进行创作，那么文字之间的衔接与过渡就容易变得生硬不自然，进而破坏整个故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此外，像这样通过一次次的“修补点缀”拼凑出来的作品，往往都会缺乏必要的“生机活力”和“热烈情感”。它们可能只是一堆机械堆砌起来的文字组合，而不是充满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艺术佳作。正因如此，这些作品常常难以展现出那种生动活泼、流畅自然的就连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也曾经明确地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写作这件事情其实和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首先呢，需要我们安安静静地坐下来，默默地去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并把这些所见所闻深深地烙印在心里。接着，我们还必须集中全部的精力，全神贯注地对脑海中的种种画面和情节展开深入的思考与精心的构思。而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才到了真正动笔的时候。此时，我们就要像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一样，提起手中的笔，毫不犹豫、酣畅淋漓地将心中所想一一描绘出来。
这里所说的“一挥而就”，重点强调的就是一个“快”字。也就是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种连贯流畅的感觉，让整个行文如行云流水般自然顺畅，中间绝对不允许存在哪怕一丝一毫的停顿或是阻碍。特别是针对那些篇幅相对较为短小精悍的文章而言，倘若能够达成“一气呵成”这般境界，那么毫无疑问会让其焕发出更为强大的感染力以及吸引力。
谈到“快”这样一种特性的时候，来自法国的那位声名远扬且备受尊崇的大作家巴尔扎克，简直就是当仁不让、名副其实的个中高手与佼佼者呀！他曾经亲自开口讲述道：“各位朋友们，请竖起耳朵仔细聆听我的话语。《路吉艾利家族的秘密》这一部杰出的作品，竟然是我仅仅耗费了一个夜晚的短暂时光就一挥而就地顺利完成的惊世之作。待到将来某一天你们有幸得以亲身阅读这部作品之际，务必要牢牢记住我所创造出的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举动哟。”从他的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辞里面，我们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洞悉到，巴尔扎克在投身于文学创作领域的时候，其行文落笔的速度真可谓是风驰电掣一般迅猛无比，快得犹如疾风骤雨、闪电雷鸣那般让人目不暇接、惊诧万分！
然而，在此有必要着重强调一下，这种令人惊叹不已的神速并非是那种毫无条理、混乱不堪的肆意涂抹，而是犹如参天大树一般稳稳地根植在前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中——那就是细致到极致的观察和剖析至骨髓深处的深度构思共同构筑起的坚不可摧的基石之上。正是因为具备了如此渊博深厚且扎实稳固的知识积累以及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沉淀，他才可以这般风驰电掣般地高效行动起来，但同时又能确保每一部作品都有着极高的质量水准。就拿《老姑娘》这部作品来说吧，竟然同样也是在仅仅短短的三个夜晚时间里便顺利完成并宣告竣工了。不仅如此，还有另外一部被命名为《珍珠碎了》的鸿篇巨制，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最终也如愿以偿地完美收官。《该死的孩子》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从我灵魂深处喷涌而出的心血之作。当时的我正处于一种极度痛苦和煎熬的状态之中，身体和心灵都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然而，就在那漫长而又痛苦的数个小时里，我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驱使，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这部作品。
这些文字对我来说，就像是战场上的勇士，勇往直前，毫不退缩。它们犹如我的布里艾纳、我的沙普拜尔以及我的蒙米拉伊一样，承载着无尽的激情和勇气。要知道，这些地方可是当年拿破仑大帝纵横驰骋、大获全胜的着名战场啊！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充满了硝烟和热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作品就是属于我个人的法兰西战役！它记录了我内心的挣扎、痛苦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无神论者的弥撒》与《法奇诺·卡耐》也是以这样风驰电掣般的速度诞生的。回想起当初在萨舍的那段日子，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当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仅仅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我便如痴如狂地将这两部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
巴尔扎克所主导的“法兰西战役”向来都以其惊人的速度和果断决策而闻名于世，这种雷厉风行、速战速决的作风成为了他独特的标志之一。无独有偶，俄国文学巨匠契诃夫的写作风格也同样具备这样的特点。
曾经，在一次坦诚的交流中，契诃夫毫不掩饰地亲口说道：“老实讲啊，我真的很难回想起来到底有没有哪一部小说是耗费了我超过整整一天的时间去精心打磨才能最终完成的哟。即便是您特别钟情喜爱的那一篇《猎人》，实际上它也是我在那个小小的浴棚里，文思如泉涌般一气呵成创作出来的呀！”由此可见，契诃夫对于自身的创作效率有着极高的标准和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
然而，尽管他对自己设定了如此严格的准则，但当他向其他人提供有关写作方面的建议之时，却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了适度宽松的一面。他并没有将自己那种超高强度的创作节奏强加于别人身上，而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和能力水平，灵活调整并放宽了那些原本看似不可逾越的“尺度”限制。只见他一脸严肃，目光坚定而又充满关切，缓缓开口说道：“各位啊，请务必记住，每个人每个星期最多只能撰写两篇短篇小说罢了。这可不是我随口一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呐！”他顿了顿，接着解释道：“我将这种写作频率称之为‘手和脑子’的‘急行军’。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过于频繁地去创作短篇，那么无论是手部的书写动作，还是大脑中的思维活动，都会因为过度疲劳而变得迟钝甚至僵化。”
说到这里，他稍微提高了一点音量，继续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当然啦，对于那些篇幅稍长或者长篇的文章来说，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由于它们的长度较长，我们完全可以适当地拉长创作时间，可以写写停停，给自己一些喘息和调整的空间。但是，即便如此，当写到那些至关重要、堪称关键的部分时，我们依然需要保持高度的专注与集中，尽可能地做到相对集中精力，争取能够‘一气呵成’。只有这样，才能让整篇文章的节奏紧凑、情节连贯，不至于出现松散拖沓之感。所以说啊，不管是短篇还是长篇，都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技巧，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不断摸索总结才行呐！”
五明深入思考后发现，其实还存在一个关于如何合理运用大脑的“最佳时间”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与作者自身的年龄特点以及身体状况紧密相连，同时也受到工作环境和个人“习惯”等因素的显着影响。
就拿一些作者来说吧，他们习惯在凌晨直至上午这段时间开展工作。比如伟大诗人歌德，其晚年时期便是如此；而撰写《西行漫记》的知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同样有此习惯。这类作者通常被生动地形容为“百灵鸟”型，因为他们如同清晨欢唱的百灵鸟一般，早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创作之旅。
然而，另一些作者则更倾向于选择在下午投入工作。像赫赫有名的《创业史》的作者柳青，他往往会将上午的时光用于阅读书籍以充实自己、安心休憩来恢复精力。到了晚上，他会悉心处理家庭事务，并愉快地同邻里乡亲谈天说地。唯独午后时分，才是他集中精力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
不过，恐怕更多的作者还是习惯于在夜幕降临之后展开写作活动。鲁迅先生便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他总是要等到家中宾客尽数离去、周遭环境变得静谧安宁之时，方才提起笔杆，然后全神贯注地持续工作直至深夜。无独有偶，法国文豪福楼拜亦是如此，他房间里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地亮着，以至于几乎成为了塞纳河上船夫们指引航向的标志性灯塔。依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来说,夜晚写作有利条件较多，所以,很多作家都在晚上“干活”，很多教师都在晚上“备课”，很多学生都在晚上“开车”。这叫“猫头鹰”型的作者。当然，也有什么时候都能工作,写作时间持续很长的人,如巴尔扎克就是如此。他常常是半夜起床工作,一写就是十六个小时。席勒写其名剧《威廉·退尔》时,“不到写完《退尔》不站起来”,疲倦时就伏案睡觉,困乏时用浓咖啡提神，一连写了六个星期,终于把它“一气呵成”!这种精力健旺的“全天候”作家怕并不多见。不管是早、午、晚工作,只要你感到非常“习惯”,感到这个时候你头脑最清醒、记忆。最活跃、精力最充沛,功效最显着，那就是你用脑的“最佳时间”了。
关于“时间”和“灵感”的关系问题,美国着名记者、专栏作家哈尔·博伊尔曾这样说过:毫无疑问,灵感就象拉犁的马一样可以受人控制，人们可以让他把必须耕耘的土地都犁完。许多作家喜欢在早饭后、中午前这段时间里写作,尤其是当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时更是如此，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头脑最清醒。但是具体的写作时间是因人而异的。小说家欧文·肖喜欢在冬季的下午先沿着瑞士的滑雪坡滑几次雪,待脑力恢复疲劳后再开始写作。已故的约翰·奥哈拉则是一个终生的夜猫子。他习惯于在午夜后、黎明前这段时间里写作,并用几杯浓咖啡来提神。
哈尔把“灵感”看得相当“唯物”:在“最佳时间”里的“最佳耕耘”效率。这是颇有道理的。五明应该很好地驾驭住“灵感”这匹拉犁的“马”,让它在五明最“习惯”的时间里,趁着五明最好的“思维势态”进行“耕耘”,以犁完待耕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