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这次开始学习写作的行文。
五明一直坚信着这样一个观点：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之后，便是可以正式拿起笔开始“行文”的时候了。然而，在这行文的阶段之中，存在着一种极为关键且客观存在的重要“心理”现象。这种奇妙的现象，在西方被人们形象地称作“灵感”，而在中国古代，则有着另外两个充满诗意和韵味的称呼——“巡会”或者“机遇”。
不得不说，在整个行文的过程当中，能够成功捕捉并把握住这份难得的“机遇”，实在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其实早在很久以前，西晋时期着名文学家陆机就在他那篇影响深远的《文赋》里面率先触及到了这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遇，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扰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脑，言泉流于唇齿。纷藏以 还，唯毫素之所拙。文徽微以溢目，音拎冷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若枯木，豁若酒流。揽营魂以探 ，顿精爽而自求。理医医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世。
用如今通俗点的说法来讲，这里所说的写作中的“感兴”和“机遇”，它们来临之际简直势不可挡，离去之时亦是无法阻拦。当它们降临的时候，就如同突然响起的声音那般突兀；而当它们消逝时，则好似影子逐渐消失于黑暗之中。一旦感兴来袭，作者的文思便会变得极为敏捷锐利，无论多么繁杂纷乱的意念都能够被轻松梳理清晰。此时此刻，思绪犹如和煦的微风自胸膛中吹拂而出，语言恰似清澈的泉水从口中汩汩流淌。文思泉涌之下，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挥洒笔墨。其文笔华丽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音韵清脆悦耳，使人耳朵应接不暇。可要是兴会一旦离去，那么喜悦、愤怒、哀伤、欢乐、喜好、厌恶等等情绪都会像是堵塞住了一般停滞不前，作者的心志也仿佛丧失殆尽，精神气变得迟钝晦涩。整个人呆立原地宛如一棵枯萎的树木，内心空洞得好像干涸的泉水。即便是全神贯注地去探寻那些隐晦细微之处，鼓足干劲儿去寻觅美妙的文采；然而文章的条理却依旧隐藏不露，反而愈发难以找寻，思维就如同抽丝剥茧一般，时断时续，毫无连贯性可言。正因如此，有些时候就算你绞尽脑汁苦苦等待，最终仍会留下诸多缺憾；但有的时候你随心随意地动笔书写，反倒很少出现差错。虽说撰写文章这档子事完全取决于自身，但文思是否泉涌却并非个人能够全然掌控得了的。正因如此，我常常会不自觉地轻抚胸口，发出声声长叹，绞尽脑汁也琢磨不透为何有时文思如滔滔江水般顺畅流淌，而有的时候却又如被巨石阻塞了一般停滞不前。这种时而通畅、时而梗塞的状态着实让我感到困惑不已，仿佛那文思就像是一个任性的孩童，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丝毫不受我的意志所左右。在这段话语当中，陆机尽管未能清晰地洞察到“开塞之所由”，然而凭借着自身的亲身经历以及敏锐的思维感知能力，率先且确切地指出了这一“心理”现象，并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了“天机骏利”与“六情底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状态。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诚诚恳恳地保留疑问并予以思考，这种态度本身便构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发现”和杰出贡献，着实令人钦佩！
五明了解到，自陆机以后，探讨此问题的人士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唐代大诗人杜甫那脍炙人口的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里所提及的“神”，蕴含着“神明相助”之意。而南宋时期的诗人戴复古则力主作诗需依靠内心的领悟，其在论述诗歌之时也曾言及：“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这番言论与诗人陆游所表述的“妙手偶得之”的含义近乎一致。此外，明代的谢榛亦曾言道：“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由此可见，对于文学创作中的灵感、心态等相关议题，历代文人墨客皆有着深入的思索和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对于文学创作中的灵感和机遇有着深刻的探讨。清代的梅曾亮便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文在天地，如云物烟景焉，一俯仰之间，而遁乎万里之外。故善为文者，无失其机。”他将文思比作天空中的云彩和烟雾般飘渺不定，瞬息万变。往往就在人们低头与抬头的瞬间，那精妙的思绪便已飘向万里之外。因此，那些擅长写作之人必定不会错失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与此同时，郑板桥也曾以诗言道：“作文勉强为，荆棘塞喉齿。乃兴勃发处，烟云拂满纸。”意思是，如果勉强自己去撰写文章，那种感觉就好似喉咙和牙齿被荆棘所堵塞一般，让人难以启齿；然而，一旦内心的感触和兴致蓬勃兴起之时，那如烟云般美妙的文字便会自然而然地流淌于纸面之上，使得整篇作品熠熠生辉。
由此可见，无论是梅曾亮还是郑板桥，他们皆论及到了“天机”“神遇”“机缘”以及“感兴”等关键要素，并强调了这些因素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确实如此，在整个写作历程当中，此类主题可谓是时刻都会遭遇的难题，同时也是“写作学”理应深入阐释并予以重视的核心要义之一。只有充分理解并善于把握这些微妙的元素，作者们方能创作出真正动人心弦且富有感染力的优秀作品。
五明了解到，在遥远的古代，处于过往岁月里的那个社会环境之中，因为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滞后以及文化知识传播有限，尤其是关于人体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规律方面的探索尚处于初始阶段，显得极为稚嫩薄弱。所以人们对于“人”这一主体自身的认知水平（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人类的“思维”运作方式以及“心理”变化现象）一直未能取得重大的进步和突破性成果；不仅如此，还有部分来自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文人雅士”、“饱学之士”受到其所处时代背景和阶级立场的限制和影响，他们存在一定的偏见，往往故意去夸大“天才人物”所具备的超乎常人的能力，并极力推崇那些被视为“圣贤之人”的崇高地位。这么做的目的无外乎就是想要凭借这种手段来垄断文化资源、独自掌控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此外，即便是众多具有颇高参考价值的创作心得、经验总结以及相关的文章论述着作等资料文献，它们本身其实也或多或少地夹杂了一些“唯心主义”思想成分以及令人难以理解的“玄妙晦涩”的表述用语。正因为上述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整个局面呈现出一种精华与糟粕相互混杂、正确观点与错误看法彼此纠缠不清的复杂状态——因此，针对“机遇”和“灵感”这样一个关键议题的解释说明工作，长久以来都像是被一层又一层厚重的迷雾所遮蔽掩盖，使得其真正面目反而变得愈发模糊难辨起来。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之上，时间回溯至遥远的古代时期。彼时，率先提出“文气”学说的乃是曹魏政权的开国皇帝曹丕。他曾断言：“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在此处，曹丕所言之“气”，实乃指一个人内在的“气质”以及与生俱来的“禀赋”。此二者皆属于“巧拙有素”之物，乃是天生造就而成，与后天的“人力”并无太大关联。即便此人有着身为父兄的血缘关系，亦无法将其自身的这种特质传递给子弟后代。如此一来，曹丕似乎将“天分”的重要性强调到了一种绝对化的程度，颇有一种“天才”论调的意味蕴含其中。
时光稍纵即逝，继曹丕之后不久，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颜之推在其所着的《颜氏家训》里同样发表过相关言论。他指出：“学问存在利弊之分，文章亦有巧拙之别。那些天资愚钝之人若能勤奋好学、积累功力，倒也无妨达到精通熟练的境界；然而，对于那些文笔笨拙之人来说，即使反复钻研思考，最终恐怕依旧难逃粗陋浅俗之态。不过，只要能够成为一名饱读诗书的学士，便足以立身处世；倘若确实缺乏天赋才情，那么还是切勿勉强执起那支书写之笔为好。他始终觉得追求“学问”与撰写“文章”存在着显着差异。所谓“学问”，通过勤奋学习便能够获取；然而“文章”则不然，想要写出好文章并非易事。一篇文章的优劣、巧妙或者笨拙，关键取决于作者是否具备“天才”。即便花费大量时间去钻研思考，其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倘若一个人着实缺乏“天才”，那么强行拿起笔来创作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如此观点无疑将“写作”这项才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唐朝时期的李德裕曾言道：“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这番言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文章”这个事物宛如一股来自大自然的灵动气息，它会在恍惚之间，未经深思熟虑便自然而然地降临。可若是通过精心构思、苦心编排所得出的文章，反倒显得平淡无奇、毫无滋味可言。李德裕所提出的这种关于“灵气”的说法，的确带有几分玄妙虚幻之感。
通过学习，五明知道到了清朝，赵翼作为一位极力倡导“创新”理念的人物，其思想颇为开放自由，有着不少精妙绝伦且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在他所作的一首题为《论诗》的诗歌当中，也曾写道：“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话意味着年少时学习语言文字，总感觉难以做到完美无瑕，那时仅仅以为是自己下的功夫还不够充足。直到年老之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事情并非单纯依靠个人努力就能达成的，其中大约只有三成靠人力争取，七成则要仰仗上天的恩赐。年轻的时候，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着一个道理：写作依靠的全然是所谓的“工夫”。若是作品写出来显得不够圆润、完美，那一定只是因为自己下的“工夫”还没有到家。于是乎，那些青涩岁月里，他埋头苦干，笔耕不辍，一心只想用勤奋与坚持去弥补技艺上的不足。
然而，随着时光的悄然流逝，当他步入晚年之时，观念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此时的他竟然开始觉得，原来写作这件事，竟是“三分人事七分天”！甚至，他愈发坚信，要想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一壶半必须依赖于所谓的“天才”。曾经被他奉为圭臬的努力，如今在他眼中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那般重大的意义。
难道这真的意味着他对于写作的正确认识出现了谬误并开始向后倒退了吗？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放眼国外，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同样也会提及“天赋”、讲究“天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承认这些因素的存在，但对人们后天努力的鼓励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明通过学习，知道那位来自古希腊的着名哲人苏格拉底便曾直言不讳道：“诗人创作诗歌可不是凭借智慧，而是源自于一种独特的天才和灵感。他们就好似那些受到神祗启示或者占卜之人一般，能够口吐莲花般说出许许多多精妙绝伦的话语，但实际上，就连他们自己或许都未必清楚这些言语究竟蕴含着怎样深刻的含义。”换句话说，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来看，“诗语”更像是一种“神灵附体”后的产物。柏拉图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并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诗人绝非凭借自身力量于混沌无序之中创作出那些珍贵而美妙的诗句，实际上，这背后乃是有神只牵引引导着他们开口诉说。正因如此，这些优美动人的诗篇从本质上来说并非源自人类，而是属于神只所有；它们并非出自凡人之手，而是神只的语言表达。诗人不过仅仅充当了神只的传话者角色罢了，完全是受到神只的感召与伴随才得以完成创作。显而易见，在柏拉图看来，‘诗’实则是一种来自‘神’的附体现象或者说是灵感赐予。于是乎，柏拉图毫不犹豫地将所有‘优美诗歌’的着作权统统拱手让给了‘神’啊！诗人”只成了一种被凭蹈的说话“工具”。康德换了种说法，说，“天才就是那天赋的才能，它给艺术制定法规”，也就是说，一切“艺术法规”都是“天才”们制定出来的，“需人”和只能遵从，效法。那么，“天才”们又是怎样制定这些“法规”呢？康德认为，“作者并不知晓诸观念是怎样在他的内心里成立的，也不受他自己的控制”，因为，“天才“”就是一种“特异的，在一个人的诞生时赋予他的守护和指导的神灵。”所以是“天才”，最后还是由于“神灵”守护。这种看法，实在有比柏拉图前进多少。权本华走得更远，他露骨地认为:人的绝大多数，“无非是奴隶，是眼泥巴打交道的人”，他们“只把他们的头题用来为他们的肚子服务”而极少数“天才虾同，他们的头脑“能够积极地为它首己服务”。能够以他的的智力”去产生艺术，诗歌或哲学新作，就““如同妇人生套了样，算不了什么”。他们才是“真正高贵的人”，才是“世界上职的贵族”。“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要滋解茫茫无际的大海里了。”叔本华的这种“超人”说最明确、最直截地把他们这些哲学家称“天才”、讲“灵感”的阶级实质和政治意图“和盘托出”了一一那就是要承认这些“贵族”的统治，“奴隶”们要永远向着这些“天才”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