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两仪殿的路上，杨广简单梳理了一下记忆中裴矩和虞世南二人的为人事迹。
虞世基，字懋世，会稽余姚人，父虞荔，叔父虞寄，均名重一时。隋着名的书法家、文学家，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与其弟虞世南一起被称为“二陆。”（陆云、陆机）
这两兄弟的外在性格、文采特长无分伯仲，但为人处世的原则就相差甚远。
虞世南清贫节俭，为人正直，不屑于巧言令色、曲意逢迎以唯上，所以，有隋一代，仅为从六品的起居舍人。
但虞世基则不同，仕隋，官至光禄大夫、内史侍郎，“选曹七贵”之首，隋炀帝最为宠幸的近臣。
世基幼沉静，性恬静，喜愠不形于色，记忆力远超过于常人，隋炀帝交待的事，只要说一遍，他事无巨细，全部都能牢记在心，到了内史省在抄写下来，上百条政策方案，无一遗漏和错误。
礼书监河东柳顾言博学有才，自诩才比天高，很少能有让他称赞的人。直到遇见了虞世基，才叹曰：“海内当共推此一人，非吾侪所及也。”
虞世基幼时家里因为战乱，贫无产业，以替人抄书来养家糊口，常常为此怏怏不平。
等到了获得隋炀帝赏识后，便恣意奢靡，雕饰器服，鬻官卖狱，贿赂公行，无复素士之风。
他知道隋炀帝登上皇位后，刚愎自用，不能强谏，又因为很多大臣相继因谏获罪，惧祸及己。于是，虽居近侍，却只会以谄媚之术博得炀帝欢心，丝毫不敢忤逆圣上的意思。
例如，虞世基知道隋炀帝不喜欢听到全国各地有匪患的消息，于是，常常把全国各地的急报给扣下来，致使各地方官没有援兵抵御贼寇，讨逆获胜的军队也因此没有获得封赏，还违心的告诉隋炀帝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以至于当河北道讨捕大使、太仆卿杨义臣上报剿贼数十万，隋炀帝居然怀疑杨义臣在骗自己！
知不可谏而不谏且抑损表状，这就是虞世基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原因，也为他日后身死埋下了伏笔。
不过，值得称道的是，虞氏兄弟的感情和家风都非常的不错。
虞世基和虞世南虽然文采特长相同，但内在性格和处事原则确实不尽一样。
兄长奢华，弟弟清贫；兄长唯上，弟弟清流；兄长恣意妄为，弟弟克己守礼。。。。。。
原本应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兄弟二人却是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江都之变，虞世南哭着请求代兄受死而不得，可见俩兄弟感情有多深。
虞世基的儿子们虽处于富贵之中，却克循孝礼。江都之变，自知必不得免，不忍弃父苟活，兄弟三人不避刀兵、慷慨赴死，竞相争请死于其父之前，令人唏嘘。
裴矩，字弘大，与裴蕴一样，出身于山东大族闻喜裴氏，隋唐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地理学家。
裴矩自幼丧父，由伯父裴让之抚养成人。他勤奋好学，文章华美，颇有心计，深得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器重。
开皇八年，隋文帝任命晋王杨广为元帅，率军南伐陈国，裴矩则任元帅府记室，专门负责收集陈国的地图、户籍。
开皇十年，裴矩奉诏巡抚岭南地区，以三千敝卒，先后打败王仲宣、斩杀周师举，解东衡州之围，安抚岭南二十余州，一直打到了南康。被隋文帝赞曰：有臣若此，朕亦何忧！
开皇末，裴矩与长孙晟一起执行离间突厥上层，分化瓦解突厥各部的战略方针。曾奉命出使突厥，忽悠都蓝可汗杀死了前北周的大义公主，并且策划了漠北突利可汗（启民可汗）的叛逃，并随史万岁一起，打败了达头可汗和都蓝可汗的联军，彻底瓦解了威胁北朝百余年的突厥汗国。
隋炀帝继位后，裴矩亲身查访西域的风俗、山川等情况，撰写《西域图记》三篇，进西图之策。隋炀帝遂命裴矩经略西域。
裴矩先游说铁勒人出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大败，可汗伏允向隋朝遣使请降，并求取救兵。趁此，隋炀帝命观王杨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军迎接。伏允可汗畏惧隋军兵锋，不敢投降，率部西迁。宇文述攻入吐谷浑境内，其原有领土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被隋军占领。
大业五年，裴矩遣使游说高昌王麹伯雅与伊吾吐屯设等人，许以厚利，让他们派使者入朝。三月，炀帝西巡，到达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人与西域二十七国国主亲自相迎，并佩金玉，披锦缎，焚香奏乐，歌舞喧哗，还让武威、张掖等郡百姓穿着盛装跟随观看，车马堵塞，绵延十余里，以显示中原的强盛。因此，裴矩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大业六年，协助薛世雄修筑伊吾城，并进献反间计，使西突厥的射匮可汗进攻处罗可汗，西突厥内乱爆发，处罗可汗只得随使者入朝。
大业八年，裴矩安抚陇右，抚慰曷萨那部落，并让阙达度设入侵吐谷浑，大肆劫掠，获胜而归。
大业十年，裴矩随隋炀帝前往怀远镇，并总领北蕃军事。设计将始毕可汗的智囊史蜀胡悉诱骗到马邑互市，加以杀害，并遣使回报始毕可汗，称史蜀胡悉叛逃大隋，为大隋所擒杀。但始毕可汗知道事实真相，从此不再向隋朝朝贡。
以上就是裴矩辉煌的前半生，可谓是功勋彪炳，史称“交通中西，功比张骞”。
但自从雁门之围后，大隋帝国内忧外患，隋炀帝也在这一役中吓破了胆，不仅没有封赏全国各地来援的勤王军，而且从此再无征伐救亡之心，更加的骄奢淫逸，破罐子破摔，从而一步步走向灭亡。
其中，裴矩也曾屡次进谏忠言，但却不为隋炀帝所纳，反降罪于裴矩。加上当时朝野上下已经是乌烟瘴气，裴矩慢慢也变成了一个只会逢迎取悦，不敢有所谏诤的“墙头草”。
想到这，杨广感叹到，封建帝国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王本身是否贤明，君王与臣子的关系就好像计时的标杆，臣子是影子，标杆移动，影子就会跟着移动，正所谓上行下效也！
杨广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步了前身的前车之鉴，虞世基、裴蕴、裴矩都是有大才的臣子，早年的作风也是值得称赞的，但就是因为前身骄奢淫逸、独断专行、不纳忠言，好听谗言媚语而恶诤诤谏言，最后只得加入清一色的“墙头草”大军。上意怎么吹，咱就怎么倒。
所以，杨广觉得，对待文臣和驾驭武将是不同的，后者需要恩威并施，要镇得住那些个骄兵悍将。而文臣对政权无直接威胁，且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政事堂不是一言堂，就应该要让他们畅所欲言，做到敢说话，能说话，说好话！
只要这样，君主才能做到查漏补缺，确保从中央发布的命令是正确，得到的消息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