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北山佛头寨一役后，开拓军又分股出击，一时间大大小小的匪伙逃的逃，杀的杀，降的降，增城地区的匪情迅速得到了肃清，曹总兵大名一夜间被本地人所尽知。
关于剿匪这方面，当时派出人手去现场观摩，收集到第一手消息的地主们尤其感到震撼。在他们的记忆中，大明基层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军费充足，士气高昂，敢于拼杀的强军了。
而最令人头疼的是，如此耗费钱粮的行伍，居然不是用在边塞备御外敌，而是躬下腰，跑到乡下地方来做剿匪这个赔本买卖。
是的，任谁都能看出来，这剿匪是实打实的亏本生意。就匪窝那点收益，即便把死人活人都算上，也不够开销的。
那么，这位姓曹的总兵派自家私兵来前来剿匪，大约是另有深意了......总不是因为谷县令爱民如子？他这样的颟顸货算老几？能请来如此强兵倒贴？
做出理性判断后，本地士绅中一些有见识，有眼光的人物，不由得对这次突兀出现的剿匪一事，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感觉。
很快，聪明人的预感就验证了——佛头寨之后一个月内，连续有几家和盗匪有勾结的地主被连根拔起。
这几家豪强土棍，有的历来和土匪有勾结，有的干脆就是土匪的黑后台，平日里作恶销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事实上这些恶霸人家在当地早就臭名远扬了，只不过一直以来官府羸弱豪强势大，导致此辈无人能治而已。
然后这一次，康熙......曹总兵来了。
在被捕获的土匪招供后，这几户恶霸当即就上了黑名单，等开拓军这边腾出手，就马上出兵强围了庄子，破门抓人。
土豪恶霸手下豢养的那些家丁恶棍，战斗力顶天也就和土匪一样，自然不是开拓军的对手。至于说庄客们，看到官府的旗帜和对面大批的官差后，也就提不起反抗的兴趣了：老实人心里自然是有账本的。
破庄后，里面所有人统统被扣上了“通匪”罪名。其中主要人物被抓去县衙大牢听审，家丁打手抓去黄埔坐移民船，佃户更是不能放过，拖家带口一锅端，都送去台南种两年地再说。
由于曹内鬼现在爬到了大明帝国高层，所以广东的官僚体系对他已经毫无限制力。在这件事上，那几户恶霸土豪的士绅盟友，一开始想要利用传统的关系网和政治盾牌，却发现运用不起来——所有明暗动作一旦涉及到那位总兵，就完全失去了效用。
多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背后“镇压气运”，大明朝的司法程序，这一次破天荒地高速运转了起来。
一贯平庸的谷县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连连开堂审案忙得不可开交。这期间谷老爷一改常态，变得公正严明雷厉风行嫉恶如仇不畏权贵，公堂上也是三木与夹棍齐飞，板子和拶指共用，惨叫之声连绵不绝。几户恶霸土豪就像草民一般被审讯收集口供，完全没有反抗能力。
这之后，府县两级公文转发，伴随着收集到的累累罪行，很快，秋后问斩的公文就报送了京城刑部审核。
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几户恶霸被端掉所引起的深层次震动，至少在增城地区，是超过剿匪一事的。
本地士绅在这件事上，突然发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可怕的是，这股力量看似属于大明，却完全不受他们控制，并且随时能令老爷们粉身碎骨，这就令某些人忧心忡忡了。
事实上，老爷们的忧心是正确的。
对于这场由穿越众发动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来说，剿匪这种事只能算是热身而已。第一阶段的剿匪过后，顺带敲山震虎，收拾收拾士绅，让对方知道利害，这都是题中应有之意。
当所有潜在的反对力量都被打击或者震慑之后，接下来才是社会改造的重头戏：人口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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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人们总会在某些时间段看到一个词语：十室九空。
是的，每当天灾人祸，中华大地上出现改朝换代的局面时，前戏中总会出现十室九空这个词语。
事实上，这不是天灾人祸，这是自然规律，因为中原大地的真实人口承载力，只有王朝末期的十分之一而已。
在近代的立体钢筋水泥城市之前，整个人类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平面的。人们居住在平层的房屋里，只有帝王和领主能居住在宫殿和城堡。
整个古代社会的土地承载力都非常低。在城市地区，百万人口级别已经算是超级都市。即便是这样，像鼠疫痢疾这种级别的人口抹除大杀器依旧频繁发生，客观上阻碍着古人将城市规模扩大。
乡下地区同样如此。拜低下的生产力所赐，古代的土地承载力是非常低的。在乡村地带，一户三口之家的耕地面积如果低于10亩，其实就已经开始营养不良，属于贫困户了。
而在王朝后期，人口爆炸，一户五六口人的佃户，却往往连三亩地都没有——这已经属于赤贫了，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极其糟糕，只能说是活着，随时有可能造反或者死亡。
然后，由资源不足带来的矛盾总爆发，社会开始洗牌。李自成也好，鞑虏也好，自相残杀也好，外敌入侵也好......总之，整块大地上的人口不降低到之前的十分之一，社会矛盾是不会化解的。
那么降到十分之一之后呢？十室九空了，新朝建立了，“人心思定”了，明君出世了，大家又快快乐乐地开始循环了。
这其实就是改朝换代的本质：在古代，整个中原王朝的人口数量，是不能超过2000万人的，一旦超过，资源不足，像明末人口超过了1亿人时，就一定会自相残杀，直到人口再次低于2000万，矛盾才会消失。
这种末世降临的局面，浓缩到增城县这一块土地上时，体现出来的就是遍地盗匪，以及百业凋零，民不聊生。
所以穿越众很清楚一件事：不化解社会根本矛盾，光凭所谓的剿匪是没用的，因为不断会有赤贫的失地农民变身为盗匪。而且这种人杀不完，人家都要饿死了，还会在乎子弹吗？
于是，在第一轮震慑过后，广州特区区长丁立秋便在1630年底，专程坐镇增城县，主持推动了穿越众在大明治下的一项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实验：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