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升是兵部尚书，又是五朝元老，在朝中可谓一言九鼎，他看不惯徐琼这种不正视历史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就将徐琼呛得说不出话来。
按照徐琼的意思，明朝历史上消失四年的典籍是违背太祖所制定的国策，根本就没任何参考价值，所以将其定性为糟粕，大可以将之舍弃，要修《大明会典》，所列典章制度直接从太祖朝跳到太宗朝就可。
马文升便针锋相对，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国中少有贤明的皇帝，那根据你的观点要舍糟粕，这段历史就不用修了？
历史是用来记录的，既然要修《大明会典》，就要将大明朝开国以来所有典章制度都记录下来，而不能因为一些典章系政治斗争遭到废止就刻意不提，否则这《大明会典》就是一部“秽史”，为后世史学家所耻笑。
徐琼和马文升同属老臣，在朝堂下私交还算不错，此时马文升这么咄咄逼人，令徐琼颜面无存，当即黑着脸一语不发。
焦芳站出来为徐琼辩解：“马尚书忽略了一个问题，就算要修，恐怕也不好修吧？靖难之后，时典籍多废止而遭焚毁，如今连翰林院中都无存档，若要修撰，必会延长《会典》成书之期，令《会典》失色，更不可取。”
马文升到底气量大，含笑眯眼打量对面的焦芳，没有说话，但目光已清楚说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你还没修呢，怎知道不好修？亦或者是你怕因为修这段历史典章制度产生一系列政治问题，才在这里混淆视听？
因为马文升出面，令问题再次陷入胶着状态，也令文华殿内的火药味渐浓。
朱祐樘见场面僵持下来，便有休经筵之意，但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若就这么无果而终，有些说不过去。
好在旁边有会察言观色的大臣，代表人物便是李东阳。
李东阳见弘治皇帝神色犹豫，以他对天子的了解，当即起身出来行礼道：“陛下，臣认为既要修《会典》，又不能令史料有所错漏，不妨令翰林院先行修撰洪武末年典籍，是否可行，待其整理完毕后再行朝议。”
李东阳被称为“李公谋”，是因为他善于出谋划策，在一些不决之事上往往有一锤定音的能力，在这种问题上他显然不会倾向于任何一边，因为这会破坏公允或者体统，一边是修史之人应有的严谨态度，一边是太宗皇帝继位的合法性，都是不容小觑的问题，所以李东阳干脆提出让翰林院把洪武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之间所有的典籍整理出来，然后看看修撰这段历史有无必要。
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李东阳巧妙地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为建文年号定名，等于还是违背了弘治皇帝举行这次经筵的初衷。
连大学士李东阳都发话了，而且话说得合情合理，在场的王公贵胄和文武大臣，包括刚才发生争执的徐琼、马文升等人也不再言语。朱祐樘轻叹了口气，扬声问道：“众卿以为如何？”
徐琼率先行礼：“回陛下，臣附议。”
“臣附议。”更多大臣站了出来，其实跟李东阳一样在这问题上当墙头草。
翰林院的官员品秩低微，本就属于记录者，没资格发表观点，最后沈溪跟周围的翰林院同僚一样，起身说了句“附议”，事情便当揭过。
到最后弘治皇帝朱佑樘也没表明自己的立场，好在也没把写奏本的人出卖。
经筵在这种不和谐的氛围中结束，鸿胪寺卿出班跪于殿中，先礼赞，等礼赞毕，包括沈溪在内，东西两班官员从对向转身面向皇帝御座所在的北方，等候弘治皇帝训旨。
通常这个时候皇帝会有两种选择，让百官出宫，或者留下赐食。只听朱祐樘扬扬手，吩咐：“与经筵之官人一体，每吃酒饭。”
沈溪连忙跟在其他官员身后，下跪承旨谢恩。
在沈溪磕头时，弘治皇帝已然起身离开，过了一会儿沈溪才起身返回桌案边，将记录的经筵内容收拾好，带在身上，回去之后还要再整理一遍，这些可能是未来为弘治皇帝修史需要用到的文稿。
从文华殿出来，沈溪跟着其他官员一起吃顿“工作餐”，光禄寺在奉天殿之东庑设宴款待所有参加经筵的官员，伙食虽然不及当日的皇宫大宴，但至少比翰林院平日午饭要好上许多。
吃饭时，有官员低声议论奏本之事，纷纷猜测这份奏本出自谁人之手？
按照翰林院这边官员的观点，最有可能进呈奏本的人是王鏊，谢迁本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但他是“转呈者”，皇帝若让辅政大学士来写这样的奏本，会显得“小题大做”。
王瓒道：“那不用说，下任掌院事，就是写这奏本之人。”
迅即有人点头附和。
沈溪却只当个笑话听，他自认此番不被降职罚俸就值得庆幸，其他可不敢奢求。再者，沈溪清楚自己是被弘治皇帝当枪使的，谢迁和王鏊在朱佑樘授意下演这么一出戏，其实说起来，始作俑者正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
……
下午回到翰林院，所有翰林都要将自己整理好的文稿呈递，因为这年头没有速记之法，每个字都要完完整整记录显然不太可能，就算将所有人记录的文稿整理出来，也未必能将之前经筵所讲内容全数理清。
不过沈溪却能在事后稍作回忆，便把他听到的内容具体详列出来，等所有文稿交到朱希周那里时，朱希周看了满满当当十余页纸，不由惊讶地看了沈溪一眼，但他什么都没说，直到黄昏下工时，他才找机会对沈溪道：“没想到沈修撰如此用心，你这一份，恐怕顶得上翰林院所有同僚之功了。”
沈溪行礼道：“懋忠兄过赞。”
朱希周与沈溪出了翰林院，一路叙起了家常。
从朱希周跟沈溪相处这些时日，已经感觉到沈溪能力非同一般，就算沈溪平日看起来有些懒散，但在修撰《大明会典》上，但凡经沈溪之手整理出来的文稿均挑不出任何毛病，甚至沈溪还会对原来修撰过的典章进行一些“修补”，事后证明沈溪所增添内容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不同史籍记录中错漏之处，今天他又发觉沈溪有“过耳不忘”的能力，更想与沈溪亲近一些。
因为翰林院升迁考核即将到来，朱希周不出意外必会晋升为侍读或者侍讲，他已站在“上官”的立场，希望跟沈溪这个“下属”搞好关系，为他以后在翰林院中的发展铺好道路。
“……沈修撰，你觉得，在经筵上进呈的奏本是出自谢阁老，还是王学士？”
朱希周突然拿这事问询沈溪，之前很多人都表明自己的看法，唯独沈溪对此似乎漠不关心。
其实沈溪是无话可说，毕竟写奏本的就是他自己，而且他还不能据实相告。
沈溪摇了摇头，表面上看是他表示自己不知道，但真正要表达却是两个都不是。
朱希周叹道：“看来陛下要过问洪武末之旧事，说来奇怪，前些日子王学士叫人将洪武末和永乐初年部分法典与沈修撰整理，沈修撰最后可有整理上呈？”
翰林院中人之所以都怀疑是王鏊写的这奏本，主要是因为王鏊在经筵上突然提出洪武、永乐年间的一些典章制度。
若王鏊直接拿大明朝开国的那些典章制度来说，反倒不会让人怀疑，毕竟自大明开国，历朝经筵中皇帝最喜欢让经筵官讲《皇明祖训》、《祖训条章》、《太祖御制》以及各代皇帝的《实录》、《宝训》，可王鏊却直接揪住太祖临终前那几年和永乐头几年大明朝典籍说事，再加上先前他叫翰林院的人帮助整理这段历史的典章制度，才让人觉得他是“早有准备”。
只是朱希周等人都没想到，帮王鏊整理这些文案的沈溪才是“罪魁祸首”。
沈溪这次没有回话，而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便让朱希周以为沈溪整理好之后把资料交给了王鏊，但事实却是沈溪自己整理好后写了奏本上呈给弘治皇帝。
沈溪就算要遮掩自己写了奏本这件事，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因为事情早晚有败露的一天，若他现在有意欺瞒，回头朱希周等人会质问他，你不是说此事与你无关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可沈溪就这么摇头、点头，就算朱希周等人发觉被骗，沈溪也可以冤枉地作出解释……不好意思，不是我有意欺瞒你们，而是皇帝不让我说，于是我三缄其口，我其实已经隐晦地表达了，只是你没准确领会到而已。
朱希周又叹：“如今陛下让翰林院整理洪武三十一年以后的典籍，实在棘手啊。”
沈溪问道：“翰林院书库里没有封存相关的内容吗？”
朱希周无奈摇头：“早前在修书时，就曾多番查找而不得，沈修撰你自己不就帮王学士整理过吗？”
“事情如今已过去百年，突然提及靖难……若整理不当，惹怒陛下，我翰林院上下恐怕都要受到迁责。沈修撰这几天回去也最好多翻阅些典籍，看看是否有能派上用场的文字记载。”
沈溪颔首允诺，这事情对他来说并不难，因为大明建文年间颁布的那些新政，他多少都有些了解，而且他还知道是些什么人作出记录，在哪些典籍之上可以查阅到。
只是这些典籍要到万历年间为建文恢复年号之后才逐渐显现于世，当下就算民间有所藏，也是在少数藏书家手里，不过沈溪很快想到一个人，肯定能帮到他，只是这个人住得有点远，但他相信这个人在不久的将来便会到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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