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云走后，龙谦的思绪回到了刚才的轨迹上。建国已经八年有余，蒙山军总部进入北京也九年了，自己第二届总统任期也过了两年半，根据他的指示，政务院正在筹备建国十年的大庆典。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全面回顾总结十年的得失了。
经济建设是政务院的主业，但自己一直是关注着的。一些指标的设定，一些先进的理念是自己提出的（如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令自己欣慰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自己最好的预期。从1914年起实施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主要的指标上肯定超额完成了，特别是工业、交通、教育和税收方面。欠缺的是农业，但现在掌握的情况也不错。粮食问题基本解决，虽然一直禁绝出口，现在还是粮食纯进口国，但国家的粮食储备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可以应付荒年了。根据政务院统计局的数字，人均粮食拥有量（不含进口）达到了755斤。由于副食特别是肉食的增加，国人终于摆脱了饥饿，可以吃饱肚子了！当然，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省的农业成绩不等，西北还很困难，国家每年要向西北调运大批的救济粮。政务院受黑龙江农垦兵团成绩的刺激，曾连续提出在西北组建国营农场，被他否决，除了新疆——主要指北疆地区外，其余地区，包括甘肃和青海，严禁毁草开荒。以保持和恢复生态。
最关键的是工业。没有工业化，一切都是空谈。光解决粮食问题顶什么用？好在自己虽然不是学工业经济的，但见识毕竟比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都领先了几十年。对于体系化建设、综合发展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眼光。因此。在矿冶、电力、交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先行大投入带来了收益。对于工业布局，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力求做到平衡发展。现在，一批工业化中心城市已经出现，上海、广州、济南、武汉、南京、西安、成都、太原、沈阳、哈尔滨、天津已经成为了区域工业中心，而且各有侧重。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工业中心城市。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为了经济效益将工厂全部建在沿海是绝对不可取的。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原先以为，至少要经过两个五年，才能基本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看来实际情况要乐观的多。或许到自己第二届任期届满。初级工业化就可以完成了，所谓的初级工业化，是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时提出的，其标准有二，第一是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第二是主要工业指标追上或超过俄国。道现在为止，除了钢铁指标尚有差距外，其余指标均超过了欧战爆发前的俄国，1913年。俄国的钢产量为480万吨，到现在下降很多，数字来源不一。有说下降三分之二的，有说一半的，下降是肯定的了，他只关心当初的数字。而中国，1917年的钢材产量突破了400万吨。明年是一五计划的收官之年，钢材产量增长肯定不止50万吨。而最主要的指标——国民收入。俄国1913年是70亿美元，中国1917年突破了150亿华元。就算这几年因债务等问题导致华元贬值。150亿华元肯定超过70亿美元了。更不要说一批在世界上相对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建立，比如汽车，比如医药，比如石油，更是死死地压倒了日本！便是对比日本一直是劣势的纺织业，到1916年就扳过来了。现在，纺织业成为了出口大户，大量抢占了日本的市场，令本来就债台高筑财政极为困难的日本雪上加霜。
军事工业的成就更大了，欧战极大地刺激了军工建设，和1914年对日战争相比，军工能力提升了二倍有余，除了部分装备如光学器械等尚需依赖进口外，国防军全部装备实现了国产化，而且经受住了严酷战争环境的检验。一批武器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比如步枪、轻机枪和轻型火炮。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变相促进了基础工业的发展，即使是最挑剔的反对者，也很少在工业建设上提出批评了。
下一步，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将引进新的概念，在效率、效益上下点功夫，在企业管理，精益理念、标准化及质量管理上下点功夫，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定会呈现一番新气象……
文化教育的成绩同样伟大。特别是教育方面。推行全国性的五年义务教育已经八年了，国民识字率超过了30%。这其中有各类夜校、职业学校的贡献。除了边远省份，大一些的村镇都成立了小学校，各县至少设立一所中学。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县就不止一所中学了。为了鼓励念中学，从1913年起，教育部实行了助学金制度，以减轻贫困家庭的求学压力。在狠抓基础教育的同时，花大力气抓了高等教育，因为国家急需高等专业人才，特别是理工科方面的人才。现在，全国的大学超过了100所，专业齐全，其中重点大学确定了20所，在重点大学建立了一批目标明确的实验室，这是他的优势，对于尖端技术的走向，他比教育部及其他部门有着更锐利的目光……这么多年了，还是很难坦然接受同事们的恭维，那不是水平，而是作弊。他很想告诉他们，其实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说告诉你们的，是后世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可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即使说了，又有谁信呢？结果就是导致崇拜，由衷的崇拜，甚至连蔡孑民都撰文说，中国有龙谦，真乃国之大幸。那篇文章令他羞愧难当，直接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搞得王兆还以为自己生了气，将报纸从废纸篓拣出来，翻来复去研读。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
工业化需要大批熟练的工人。解决办法就是兴办各类职业学校。现在注册运行的至少有500所之多。跟大学实行高额助学金一样，财政对职业学校的补贴也非常高。
相比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令他感到担忧和烦恼的还是政治体制建设。毫不夸张地说，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他一手设计的，还算平稳地运行了八年了。他一向认为，制约监督和程序正义是公平的保证，从来就不敢寄希望于人性。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更遑论他人了。所以。他一直大力扶持议会的权威，不仅两院议员的薪酬超过了政府机关，而且将世人看来天经地义属于政府的权力剥夺出来交给了议会。立法权不必说了，对于政府的监督权。财政预算的审批权全部给了议会，甚至从1914年起，连省部级正职的任命都成了政务院或总统府提名，议会批准了。
议会权力的激增，除了令政务院强烈不满外，必然地导致议员的身价越来越高，特别是参议员，简直成了嚣张跋扈的代名词，京城流行一个口头禅。俩人在街上发生纠纷，马上脱口而出：你以为你是参议员啊？
贿选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从1916年以来，已经有7名众议员和3名参议员被监察部核查。其中6人被提起诉讼，只有1人被证明是诬陷，恢复了职务和名誉。免于诉讼的也被剥夺了议员资格。两院还好，基层议会就更是乌烟瘴气了。政务院攻击议会的炮弹多来自基层议会的丑闻。不可否认，基层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是不如国家层面的，而龙谦更重视基层议会的选举、运行。认为只有基层议会确实履行职责了，基层政府才不会懈怠和违法。实际情况是。基层议会的选举和运行和他希望的差距甚大，有黑脸包公之名的监察部长曹敏忠对龙谦做过这样悲观的判断，至少三分之二的省、市、县三级议员是不合格的，要么他的来路不正，要么胡作非为。假如属实，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曹敏忠进而认为，百姓参政议政的基础极差，出任地方议员的，多是些流氓、讼棍和恶霸，一些议会其实就是黑社会（这个词是龙谦发明的），而且，基层议会越来越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一些历史上的反对势力正在将其当做实现其政治野望的舞台，比如湖北孝感就是一例，其议会成员的政治身份都是从民党系统化出来的反对党，现在却拿着蒙山军的薪水研究如何合法地推翻蒙山军。
那个案子其实是国安总局侦破的。可以引用法律条文治罪的很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议会的程序无可指责。但监察部还是介入了此案，以经济问题抓了几个，判了刑，送到甘肃去治理沙漠了。案子引起了高层的反弹，包括方声远、洪粤诚和陈超都极为重视，对于此案，龙谦曾有一个内部讲话，认为国家民主政治必须付出代价，国民的民主素质需要时间来提高。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孝感出了问题就否认我们的政治体制。但在私下，龙谦却给国安总局有严厉的指示，不要总盯着外国人，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内部。
政府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贪腐是无法避免的了。特别是那些拥有实权的部门，比如交通、工业和军工部门，甚至教育部也出了不少问题。1917年，龙谦曾让洪粤诚主持召集了一个务虚会，就建国以来政府系统出现的“大型”贪污案进行法律制度层面的研讨。参加会议的一半是议会系统的人员，囊括了各党各派的代表，比较激烈的，比如参议员李烈钧就认为，乱世须重典，现在虽不能说是乱世，但仍需重典，对于贪腐应修改现行法律，严厉制裁，应当学一学朱元璋。更多的人，比如梁启超，则认为贪腐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比起晚清政府，现在不知好了多少倍，很是为政府说了些公道话。令龙谦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制度问题，不是主张严刑峻法，就是默认贪腐，认为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龙谦发言说，还是要靠制度。共和国是历史上咱新的国家制度，将议会比作御史台是不切当的。如果政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得到来自政府系统之外的监督，贪腐就会少的多。工程建设、大宗采购如果按照已有的制度，比如招投标制度、省市县长办公会议制度、过程中和事后的审计制度运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贪腐也会少的多。龙谦承认，这个办法虽然是治本之策，但需要时间，需要创造条件。他本人同意李烈钧先生的部分意见，修订法律，加大对贪腐的制裁力度。那次研讨会后，政务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访了美英加等国，学习研究他国的做法，议会和司法部修订了有关法律条款，但实际效果如何，尚需检验。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公民的法律意识问题。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是讲德治的，将打官司的人视为刁民。对于国家颁布的刑法、民法及相应的诉讼法律，没几个百姓懂，更不会用。司法体系建设搞了好几年，用王宠惠、伍廷芳等人的话说就是两张皮，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情况好些，广大的农村情况依旧。一个文盲率超过70%的国家普及法律之路艰难无比。
这些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内政问题在龙谦看来最严重的有三，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蒙山军元老们的问题，三是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其实，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宪法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政府组织法》也讲的很明白，中国不是美国的联邦制，各省并无自治权，而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行使省一级的行政权。但连省自治的呼声一直存在，凡是原先民党势力强的省份，比如浙江、福建、江西、广西等省，总在和中央闹别扭，嫌地方的权力小了，特别是税收方面，地方认为自主权太小，地方没有财力，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央，什么事都办不了。江苏广东也算民党根基深厚的省份，由于蒙山军接管早或者下派官员多，情况就好的多。
另一类是边疆省份，比如正在闹事的新疆，教权威重的西藏青海，也在呼吁扩大地方的权力。通过正当渠道传上来的呼声，中枢采取耐心的正当的手段解决，更多的通过中枢和地方的官员交流来解决，非正常渠道的呼声，中枢则用非常手段处理，国安总局名声不佳，和这有很大关系。连省自治也好，联邦制也罢，龙谦是绝不允许的。便是蒙疆藏疆回疆提出的民族自治要求，龙谦也没有答应。他认为在现阶段，必须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方能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和改善民生。但这种思想并不为中枢所有人所接受，也有放权的建议，比如出任副总理的唐绍仪就认为中枢管的太多太死，放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接替段祺瑞出任财政部长的熊希龄则从税务上看问题，认为现行的税制需要调整，应该给地方一些财权，不要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报到中央来。
集权和分权是历代王朝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中央必须依靠各级地方政府来治理，建国之初是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现在是四级制，多了个市级，因为感觉到省级政府直管县级有些“累”，这个决定造成了“吃皇粮”人数的激增，增加了财政负担。龙谦曾为此发了脾气，批评政务院没有长远观念——一个政府，总是走精简到臃肿之路，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为什么不汲取？
到现在，分权的呼声并未平息，议会不断有提案，递到政务院，统统束之高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