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密切关注着第五镇南下广东的行程。回到南昌静候第五镇消息的良弼得知第五镇在抵达韶州府（今韶关）后兵分两路，一路沿韶关直下广州，另一路则拐向西，由连州、梧州直趋廉州府。终于放下心来。对吴重喜提出的分兵疑惑说，龙谦右路乃是正兵，正面压向廉州，但真正厉害的却是左路之兵，一定是由广州、阳江西进雷州，包抄廉州之后路，此乃万全之策，大事定矣，吾可以安然返京了。当即给北京去了电报，报告了龙谦军已入广东，广东之乱旦夕可平，不足虑也。
考虑到龙谦平定湘赣之迅猛坚决，良弼觉得，龙谦固然有不臣之心，但至少在平定同盟会上还是尽力的，现阶段还是以拉拢为主，择机将其调出第五镇，朝廷得一员大将，国家多一旅雄师。所以，太后和良弼的考虑都是对的。
完成了使命的良弼刚到九江，便听说安庆也出了大事，巡抚徐锡麟遇难，主角叫徐锡麟，是光复会的人。立即顺流东下，去了发生了大事的省府安庆。
事件主角徐锡麟这年三十岁，两年前加入光复会，接受光复会主要领导陶成章的建议，花钱买了个道员，成为了新成立的安徽巡警学校的实际主持人。尽管光复会已经并入了同盟会，但实际上组织还是独立的，办事自然也独立，徐锡麟一手导演并主演的大剧孙文黄兴根本不知道。
陶成章是坚定的反清义士，他与孙文花钱雇佣会党起事的路线不同。而是从满清内部入手，认为必须让革命者先当上满清的官吏，特别是掌握枪杆子的官吏，然后才能图谋反清大业。徐锡麟就是走了这条路。
主管了巡警学堂的徐锡麟取得了成功，他的学员中，不乏跟随他反清的义士。
7月6日，在安徽巡警学堂提前两日举行毕业典礼上，徐锡麟利用汇报的机会突然拔出两支手枪。双手齐发，连续射击来观礼的安徽巡抚恩铭，导致恩铭上唇、左手、腰部及腿部连续中弹。由于徐锡麟高度近视，恩铭当时只是受伤，并未毙命。
场面大乱，恩铭的卫兵顾不上反击，乘徐锡麟为打空了的手枪装弹的机会，背上流血不止的恩铭夺路逃命。徐锡麟的同党陈伯平追上去继续射击，一颗子弹穿过后脊椎嵌入腹腔。
站在恩铭身旁观礼的安徽藩台冯煦被这一突发事件惊呆了。竟然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徐锡麟并未伤害他，而是说冯大人快走，不关你的事。
因为冯煦是汉人。
徐锡麟就此带领学员们接管了军械所。但打不开精钢所铸的弹药库大门。这时。安徽巡防营统领刘利贞带兵赶到，包围了军械所。对峙射击时陈伯平中弹而死，徐锡麟及追随他的学员们弹尽被俘。
这位恩铭，就是庚子年逃出京师会合龙谦所部的那位贵公子，七年的时光，成为了一省巡抚。几个月前。龙谦率部自山东、河南、安徽南下湘赣，恩铭还寄信给龙谦，希望他方便的话到安庆（安徽省会）一聚，看起来这位巡抚大人并未忘记当初的一面之缘。
龙谦给他回了信，说军务紧急。会面只能再择时机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徽官声尚好的恩铭对于徐锡麟有绝对的知遇之恩。如果没有恩铭，资历甚浅的徐锡麟绝不会坐上巡警学堂会办的位子。徐锡麟被俘后，对审问他的代理巡抚冯煦忘恩负义的责骂，徐锡麟坦承他确实受了恩铭大恩，但杀恩铭是为国家，不是为了个人。言外之意，他个人对于恩铭还是感激的。
赶到安庆的良弼命令立即处死徐锡麟，以儆效尤。
伤心欲绝的恩铭的家人提出了一个残酷的要求，要活剖徐锡麟的心肝以祭奠恩铭。冯煦感念徐锡麟在行刺现场放走了他，对手下做了暗示，先将阴囊击碎，待割头剖心之时，徐锡麟早已气绝。
鲜红的心脏被利刃剜出，祭奠于恩铭的灵前。这种野蛮时代的祭奠方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
徐锡麟行刺恩铭的案件，拉开了改朝换代血淋淋的大幕。这件事很快哄传天下，光复会这个组织一夜成名。故事并未结束，因为徐锡麟的弟弟被捕后，供出了徐锡麟浙江的另一位同党，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浙江山阴人（今绍兴），自号鉴湖女侠，生于1875年，与正在统军南下镇压革命的龙谦同庚。她幼年随兄长在家塾读书，好文史，能诗词，十五岁时跟表兄学会了骑马击剑。
秋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跟随在湖南做官的父亲离开故乡绍兴，她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便结束了，根据父母的安排，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与湘潭富家子弟王廷均结婚。王廷均的父亲是曾国藩的表兄弟，曾当过曾府的账房。
按照当时的风俗，秋瑾出嫁的年龄显然已经超龄了，这似乎反映出秋瑾的性格。如果不是后来丈夫的出仕，秋瑾或许就会做一个跟当时绝大多数女人一样的人生，侍奉公婆，养育子女，籍籍无名地度过平凡的一生，连个名字都不会留下。但丈夫出钱买官了，那是清代另一条做官之路，纳资捐官是恶政之一，谁也明白，花钱买官的人一旦当上了官会发生什么事，但朝廷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缓解财政的主要途径之一。自道光年间起，清朝的财政随着对外战事的一再失利便彻底地恶化了。其实自诩为中央帝国的中华历代政权，战争都是让朝廷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可以挣钱。可以发财。打胜了，会显示中央帝国的宽宏大度，至多惩戒下敌国的酋首，不会要求对方做经济上的赔偿——那不是天朝上国应有的气度，打败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奇妙的祖宗家法，无论信奉什么主义，执掌天朝上国权柄的大人物如同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对外或赔偿。或援助，或赦免，就是不去考虑本国的子民利益。
1900年，因丈夫纳资出任户部主事，秋瑾随丈夫赴京。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秋瑾在北京结识了丈夫同事的夫人吴芝英，她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总教习吴汝纶的女儿，多才多艺，书法惊艳京城。秋瑾在吴芝英的帮助下进入了京师社交圈，结识了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的妻子服部繁子及众多的社会名流。眼界既开。思想也变得激进起来。
一个才华横溢，性格刚烈的妻子让一个无甚学识，性格懦弱的丈夫无所适从。秋瑾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丈夫。“无信义。无情义，嫖赌，虚言，损人利已，凌辱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开了眼界接触了世界的妻子这样描述自己的丈夫，可见王廷均在妻子的眼中形象算是彻底毁了。
1904年6月，二十九岁的秋瑾东渡日本留学。同年秋，秋瑾在日本创办《白话报》，倡导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结识在日本的同乡周树人、陶成章等。次年春回国筹措学费，在绍兴结识徐锡麟。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当年8月，再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9月，在黄兴寓所结识孙中山。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兼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年底回国，曾在湖南南浔镇浔溪女校短暂任教。两个月后辞职去上海，准备组织浙江会党发动武装起义。9月，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初，接任大通学堂督办。
秋瑾已是同盟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后世的浙江省委书记。
徐锡麟案发后，秋瑾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上看到了徐锡麟刺杀恩铭被捕英勇就义的消息，忧泣内室。这时浙江会党力量和金华党军已完全被破坏，处州党军一时不能发动。大通学校的学生建议立即举事，杀死绍兴知府贵福，占领绍兴，再图后续行动，秋瑾同意了。
她不知道的是，此时她已被绍兴士绅胡道南所告发了，胡道南对贵福说，秋瑾就是革命党，而且是绍兴一带的总负责人，她结交会党，是极为危险的人物。
保密意识差是当时革命党的通病，造反这种杀头灭家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早就宣扬的满城皆知了。
贵福对秋瑾之事早有所闻。徐锡麟刺杀对其有大恩的安徽巡抚恩铭，给了贵福很大的刺激，认为这帮革命党简直是毫无人性。心想，万一自己落在革命党手里，这帮人绝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当初恩铭是如何对待徐锡麟的？为了他们的造反大业都可以毫不留情地开枪，致使恩铭身中七弹，子弹还没有取出就咽了气。自己和秋瑾虽说不是不认识，但绝没有恩铭对徐锡麟的恩义，能对自己宽恕？所以贵福立即赴杭州报告浙江巡抚张曾敭，张巡抚因秋瑾名气甚大，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征求了巨绅汤寿潜的意见，才决计逮捕秋瑾，派巡防营统领李一智率第一标渡钱塘江赴绍兴执行逮捕任务。
秋瑾已得杭州方面同党密信，采取了一些措施，藏匿了枪械弹药，烧毁了名册，遣散了大通学校可能列入朝廷通缉名单的学生。次日，嵊县党军首领王金发从嵊县急急赶来，与秋瑾商定初十起事，届时王率会党从嵊县杀至绍兴。
王金发走后，有人即报清军正朝绍兴开来，大家劝秋瑾立即逃走。秋瑾不说话，也不走。当清军将围大通学堂时，骨干学生再劝秋瑾逃走，秋瑾慨然道，“革命成功是要流血的，我要以我的热血浇灌自由之花，若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
很有些九年前谭嗣同舍生取义的勇气。
山阴知县李钟岳奉贵福之命带队前往捉拿秋瑾。李钟岳是汉人，素来敬仰秋瑾的风骨，对于知府之命，先是拒绝，后来又想乘机救出秋瑾，命兵士们不准伤害女子，实际是为救秋瑾张目。到达大通学校时李钟岳命兵士朝天开枪，示警秋瑾速速逃离。但秋瑾已报一死决心，虽闻枪声，仍端坐不动，遂被捕。
秋瑾事发前，贵福也是大通学校的座上客，贵福提审秋瑾时秋瑾便指出了这点，堵住了贵福的话，也使得贵福动了杀机。
次日，案子交给李钟岳审问。秋瑾爽快地承认自己便是革命党。
李钟岳置笔墨纸张于前，秋瑾书七字，“秋风秋雨愁煞人。”然后素要钢笔，写下了她策划领导暴动的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