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朱琳泽谦逊的回答，几人心中已有了计较。他们相互对视一眼，起身走到朱琳泽面前，躬身行礼。
刘宗周领头说道：
“草民刘宗周携好友黄道周、徒儿黄宗羲、后起新秀方以智，拜见新皇。
愿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力挽狂澜，救国家于危难，解黎民于倒悬。”
朱琳泽扶起几人，温和笑道：
“这天下不仅是朕的，更是臣民与百姓的。朕一人之力有限，还需诸位齐心协力，共谋大计。”
黄道周眼含热泪，颤声点头：
“只要是为国为民，我等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既然话都说开了，我等边吃边谈。”朱琳泽抬了抬手，语气中尽是亲和。
宴会期间宾主尽欢，除了相互之间做了介绍，大部分时间都在聊美食、美洲的风土人情等轻松的话题。
等晚宴结束之后，朱琳泽又邀众人饮茶，此时气氛融洽异常，黄道周等人也不再拘谨。
朱琳泽端起香茗品了一口，随即看向几人，缓缓问道：
“朕初到马尼拉，对如今的东明诸多情况不甚了解，还请几位先生不吝赐教。”
“陛下客气了，我等既然愿为新君效力，自然是有问必答。”刘宗周微微躬身，恭敬回应。
见到朱琳泽投来的目光，尼莫微微点头，开口说道：
“陛下最为关心的是百姓，因此请详细告知如今东明百姓的情况。
包括人口总数、灾害频发程度、民变发生情况等，越详尽越好。”
“大明之民，苦矣！”刘宗周长叹一声，稍作停顿，方才平复情绪，沉凝说道：
“现今大明人口究竟几何，实难知晓。
其一，皇权难及乡野，乡村百姓户籍多由宗族、士绅代报，故而数据难准。
其二，众多百姓为避徭役赋税，委身士族、乡绅，以致户籍隐匿。
其三，当今灾祸频仍，战乱不休，西北万千百姓沦为流民，其户籍更是难以管理。
然，刘某知晓崇祯三年户部造册子民八千余万，然此数未计隐匿人口、屯田军户及宗室人口。”
尼莫眉头轻蹙，沉凝问道：
“未造册的人口能否大致推算出来？”
“这倒是可以。”刘宗周稍作思索，轻抚胡须说道：
“依刘某在顺天府任府尹的经验，隐匿人口与造册人口大致相当，而军籍人口约为造册人口的一成左右，宗室人口举国不过百万。
如此算来，崇祯三年的人口总量应在一亿七千万左右。
当然，以上估算仅包含两京一十三省，至于辽东关外、贵州、乌斯藏等地的都司则未计入。”
“军籍人口竟有八百万？”尼莫秀目圆睁，满脸皆是难以置信。
见此，伍辰皓微笑着解释道：
“东明与西方的佣兵制不同，早期所采用的军制乃是屯田制，战时出征，平日务农。
时至今日，这些屯兵已与农民无异，毫无战力可言。”
“伍将军所言不错。”不苟言笑的黄道周接话，表情凝重地解释道：
“如今大明有战力的全为募兵，总数不过八十万。
而这八十万中，战力稍强的又仅有十五万左右。
按战力强弱，有祖大寿的八千关宁铁骑、孙传庭的两万秦军、卢象升的三万天雄军、洪承畴的五万洪兵、左良玉的两万昌平兵，秦良玉的两万余白杆兵。”
闻听此言，袁有容俏脸煞白，捂着嘴不可思议道：
“爹爹留下的关宁铁骑只剩八千了？”
在崇祯年间，能与后金正黄旗（八旗中的最强战力）直接抗衡的唯有袁崇焕训练的关宁铁骑。
袁崇焕被捕下狱时（1629年），关宁铁骑尚存一万五千人，没想到才过去几年，数量就锐减到了八千。
黄道周复杂地看了袁有容一眼，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
“袁督师蒙难后，关宁铁骑被遣散了一部分，仅剩下八千余人。
然而，这八千余关宁铁骑，却成了大明最后的底牌。
无论是镇守辽东，还是围剿叛乱，他们都是无可替代的主力和前锋。”
以前，黄道周曾看不起袁崇焕，只因他夸下“五年收复全辽”的海口。
所以在袁崇焕出事时，黄道周只为受牵连的钱龙锡求情，却未曾为袁崇焕说过一句好话。
袁崇焕死后，这八千关宁铁骑成了崇祯皇帝手中的救火王牌，哪里战事吃紧便被派往哪里。而这几年来，关宁铁骑也未尝一败。
基于这些，黄道周心中充满了愧疚。加之朱琳泽是袁崇焕的女婿，这让他更加后悔。
当年为何没有帮袁崇焕说句好话呢？哪怕没用，至少也留个情分啊。
袁有容本来的想法是让大伯去招降祖大寿，若是有一万五千关宁铁骑帮忙，朱琳泽统一中原必然会轻松不少，可没想到居然损失了这么多。
而朱琳泽此时心情颇为不错，因为二周对人口的估算和他之前的测算差不多，至于关宁铁骑，他其实并不在意。
给了袁有容一个宽慰的眼神后，朱琳泽开口问道：
“这几年的灾患和平叛情况如何？”
听到这话，几人都是神色凄苦，黄宗羲满脸悲凉之色，叹气说道：
“自崇祯元年（1628年）至今，西北持续大旱，陕西、甘肃、河南多省遭灾，可以说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
而自前年开始，河南、山东等地又出现蝗灾。
蝗虫所到之处，庄稼尽毁，甚至连树皮和草根都难以幸免。
于是乎，陕西、河南等地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
也因为到了十室九空，父子相食的地步，所以在西北，土寇并起，饥民造反处处可见。”
说到这里黄宗羲已泣不成声，难以继续。
“岂有此理，难道崇祯没有救济灾民吗？”伍辰皓脸色铁青，语气不忿。
对朱琳泽来说，百姓就是最核心的战略性资源，十室九空还得了，这是要断了自己移民的大计。
“并非不救，实乃无力施救。”方以智摇了摇头，悲苦道：
“适才已有言明，大明拥军卒八十万，每年每人需军费十二两，如此则需九百六十万两白银。
然国库岁入仅五百余万两，即便所有银钱皆用作军费，仍缺大半，更不要说救灾。”
顿了顿，方以智又补充道：
“大明南方富庶，尤其以南直隶、浙江、湖广为最。
这些年西北遭灾，这些区域却没有波及，若是有足够的银两进行物资调度，不但西北的灾情和民变能得到控制，而且也能使得南方的手工、商贸进一步繁荣。
可朝廷无银，就没有了物资的调度手段，若是强行征调，必然引起南方豪门士族的抵制和反抗。
而这些豪门士族多有子嗣在朝堂身居高位，他们绝无可能损己而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