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州叛乱，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正月，沂州（今山东LY）盗贼何九郎谋划打劫利国监，与此同时，阚温、秦平等奸猾之人与何九郎遥相呼应，转战于沂、兖（今山东曲阜东南）二州之间。官军对此无可奈何，徐州（今江苏徐州）知州苏轼大胆起用犯人家属程棐。原来，程棐的弟弟程岳豪侠勇健，精通武艺，因与李逢一道谋反，被配隶桂州（今广西桂林）牢城。程棐极愿立功受奖，以使程岳早日被释放。苏轼了解这一情况后，迅速派人将程棐接来，告诉他为国效力；并许愿说如果捕获了何九郎、郭进等人，其弟程岳即可释放。七月，程朵派人给苏轼报信说捕获妖贼郭进等人，为此苏轼专门给宋神宗上了两道奏折，建议奖励程棐，释放其弟程岳。苏轼以为在徐、沂等地，象程棐、程岳这样勇敢善战的人颇多，官府如果不安抚他们，让他们去捕捉盗贼，恐怕这些人会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官府的统治，同时建议宋神宗将京东路地区的土豪组织起来，防御盗贼等等。宋神宗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提拔沂州承县（今山东枣庄东南）县尉师谔为左班殿直，赏钱一千贯，沂州民程棐、傅晖为右班殿直，其他一些人也给了不同程度的奖赏。
元丰二年初，梅司回到杭州钱塘。三月，在曾子固的推荐下，出任湖州文字从议郎（这是我编的，有时间修订的时候再改吧）。同年，苏轼由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四月二十日到任。时官员到任地方，都要给皇帝上表表示感谢。
苏轼的谢表到达朝廷后一个月，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上书谓苏轼谢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之辞，并声称苏轼的这些文字已在全国传阅，自己是从已刊印后在市上卖的苏轼文稿中摘录递呈宋神宗的。其后御史舒亶也上书攻击苏轼，谓苏轼的谢表是讥讽时政之作，士大夫争相传诵，并进一步指出苏轼在谢表中诽谤宋神宗，牵强附会将苏轼的谢表加以修改，于是苏轼诽谤君主便是人赃俱在了，从而激怒了宋神宗，达到了陷害苏轼，“大不敬”的罪名的目的，紧接着权御史中丞李定上书盖棺定论，攻击苏轼不学无术，浪得虚名，其实是一个阴险的家伙，他还列出应该罢黜苏轼的四条理由。于是宋神宗下令将这些人的意见下达御吏台，审理后迅速上报皇帝。
于是宋神宗委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捉拿苏轼归案。皇甫遵虽然日夜兼程，但由于儿子生病，仍被耽误了半天。此时驸马都都尉、苏辙的好友得到消息，写信交给苏辙。苏辙从南京任上快马加鞭，先到达了湖州传信。苏轼告假不许，被押解入京，一时之间，一州知州，被驱如同鸡犬。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押到开封。负责审理此案的御史台首先是搜集整理苏轼的文稿，然后加以验证。但苏轼认为自己的所有文稿都不涉及时政。苏轼在杭州（浙江hZ市）任职期间观钱塘潮时写过一首诗“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御史台官员认为苏轼是在讥讽农田水利法。审理近两个月，御史台将审案记录上呈宋神宗批示。
苏轼下狱后，他的弟弟苏辙首先上书宋神宗救援其兄，范镇，张方平等上书力救苏轼，王安礼、宰相吴充也曾委婉劝谏宋神宗不能因文字而杀士大夫，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对宋神宗说：“以诗系狱，得非受了小人中伤”。为苏轼说情。
大理寺依律给苏轼判处了二年徒刑，但因曹太后患病，因而被赦免无罪。由于李定等人的竭力反对，宋神宗重新委派冯宗道前往御史台复审此案。
经判决，苏轼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附马都尉王诜追夺二官、勒停，苏辙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王巩贬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务，其他与此案有关的官员被判处以罚铜的处分，其中张方平、李清臣三十斤，司马光、范缜、钱藻、陈襄、刘邠、李常、孙觉、王汾、刘挚、黄庭坚、王安上、吴琯、戚秉道、周邠、盛侨、杜子方、颜复、钱世雄各二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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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此案，苏轼的文风和人格追求渐渐转变。才华横溢又嫉恶如仇的诗人，他原来的生活态度，是见到不平之事“如蝇在台，不吐不快”，他满含热情地为牢狱中的犯人呻吟，为衣食无着的老人哽咽；他讥诮地看着煊赫鼎沸的官场：“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他描写春光村酿的美好，也写出盐铁专卖对百姓生活造成的不便“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率真的天性和语言的天赋，让诗句像月光那样自然地流淌出来，他的歌诗成就成为个时代的一座高峰，前人和后人都很难企及和追上。
——可是这次人生的遭遇让他的态度彻底转变了。
他开始受困于人生苦厄的来源。
他纵然率真，但未必就像世人给他的那个评价一样“豁达”，他有着和市井小民一样对死亡共同的畏惧之心。诗案给他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精神上的打击更是不容小视，他在牢狱之中也随时惧怕着死亡，因为消息的误传还写下绝命之诗。
总是有歌颂苦难的后人说，苦难使他的灵魂得到了沉淀和升华，他后期的思想开始向着“更宽广的人生苦难”转向，向“儒释道”思想深挖。——其实他并没有完全解脱，他只是，也只能向“命运”低头。
因为他并不明白，即使是这样充满灵性和才华的上天的宠儿，即使经历了如此大风波还活下来，被家人（弟弟）太后全力怜惜和保护能够全身而退的人类社会中的宠儿，也还是不明白。
人性。Nature。
因言获罪。他的言论有罪吗？仅仅是因为冒犯了君主的权威？怕不是吧。御史台的那些非要治他于死地的，掌握了“发言权”的人，为什么非要将沸反的舆论炒扬到天上呢？毕竟，即使他真的在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下，犯了“犯上”的罪名，按照法律机构大理寺的判决，也只不过是“徒二年”的刑期。是什么，让一个舆论监察机构，可以把一个原本三年有期徒刑的罪，非要推到“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度呢？
这就是复杂的Nature。当平常没有撕破脸，处于利维坦弹压的暂时的“和平”时期之时，人为了维持损失最小，保持和平。可是和平的状态一旦打破，进入“仇恨”的状态，那就是非要置对方于死地不可了，因为仇恨的种子一旦播下，就很难消弭，你无法将安全的希望押在对方热爱和平而“主动放弃”复仇，人会更倾向与选择让对手“无力”向你复仇。
战争为什么和这种单方面的打击不同呢？因为这种借由舆论的迫害行为，是借由国家机器进行的，并不动用发起者很大的精力。而战争是两个国家机器对等的较量，很快，卷入其中的所有个体都会体会到国家层面的“精疲力尽”，当双方都“无力复仇”时，战争就到了转折或终结的时刻。
人性中的阴影，战争和迫害、仇恨和破坏的魔鬼永远不会消失，只能等待它们把人和人类社会折腾得精疲力竭，在伤痛和短缺中，度过短暂的和平区。
权力。power。
苏轼还有一个他不能说出口，也无法摆脱的枷锁，那就是宋神宗自己下场参与了这场撕逼。无论宋神宗的动机是什么，专制的权威被冒犯、出于对苏轼的继父式嫉妒（坊间有传苏轼和太后的绯闻）、出于一个掌握权力者想要探知自己权力界限的试探（从宋神宗的政治志向看，他是个不安份的），他是下场撕了的，而且明显有亲自下场踩的现象。
但是从那时的社会道德来说，苏轼不能反抗。因为“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在等级制度下，当上位者对下位者行使权威，下位者只能像承受自然灾害一样接受，因为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没有反抗的余地。——可谁的心中没有反抗的念头？谁在心中没有不平的呐喊？偏偏叫你生在这个社会体系之中，才华还是如此夺目，如果你不服从它，没有这么大的成就和前途；如果你服从它，也不过是屈膝折股的“云淡风轻”。
人类，没有谁的天性可以发展的很好。没有一株树可以保住它所有的枝条。
可是那倾轧的种子已经种下了，这只是一个缩影，宋亡于党政，此言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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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司因为跟随司马光上书求情，而被罚熟铜十斤。
他的仕途仍然不顺，但是这一次，他的内心却感到了无比的清明——这与民无利于国无功的几句诗歌的争论，居然掀起如此轩然大波，集中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不说本来这几句诗原就没有那么深的政治意图，只不过是随性而发，随见闻而录；即便是真的抨击了青苗法，那又怎么样？改革必有争议，围绕着一件事，必有无数的口舌，还不准别人说两句了是怎么着？
整个朝堂沸反盈天，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青苗法是不是有所说的问题，它的发起者没有修订它的弊端，反而所有的舆论都被调集，来打击假想中反对自己的“朋党”。
这与他在后宫中经历的争斗，不过是换了一个场合、换了一个社会背景，发生同构的人类内部倾轧争斗的手性模型罢了——内耗竞争是人类的本性（nature），和被扔在舆论中央的这件事情到底有利有弊、是非对错甚至都没有关系，就像一个充满斗鱼的池塘，那件事情不过是一块投入其中的石头，只要一个动荡，人类就发挥阴影里撕咬的本性，你死我活起来。
越发地回望历史，就越发发现，人类从来不能从任何错误中吸取教训。人类的愚蠢，从来只是重复，从未有改进。梅司自嘲地笑笑，发出和克军曾经一样的感叹：“你们陆猿，真好玩。”
对于这样的人类，他能做什么呢？
做我能做的。
既然来到了湖州，他于是探访当年为真宗时丞相王旦儿子种痘的名医，继续改良精进种痘技术，开始在平民中推广人痘术。立下了从医不从相的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