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字牧之，杜佑之孙，唐京兆万年人，唐代文学家，历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监察御史、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左补阙、史馆编撰、司勋员外郎以及黄、池、睦、湖等州刺史。晚年长居樊川别业，世称‘杜樊川’。性刚直，不拘小节，不屑逢迎，自负经略之才，诗、文均有盛名。文以《阿房宫赋》为最着，诗作明丽隽永，绝句诗尤受人称赞，世称‘小杜’，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代表作《泊秦淮》《江南春》《赤壁》《题乌江亭》等，脍炙人口。年轻时即好读兵书，曾注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又着《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文论当代兵事。
杜牧，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据唐人的习惯，被称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华出众，杜牧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振作国事，在读书之余，关心军事，后来杜牧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20岁时，博通经史，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23岁时，作出《阿房宫赋》；25岁时，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作品流传；26岁时，进士及第，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被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后转为掌书记，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这时杜牧居住在扬州，特别喜欢宴游。
杜牧三十三岁，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赴长安任职，分司东都，在东都洛阳上任，因此逃过了甘露之变的险恶风波。在这里他遇到了宣州的故人张好好，写下了着名的《张好好诗》。在洛阳期间，由于职务清闲，他四处凭吊古迹，写下了不少诗篇。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下，被召为宣州团练判官，年底杜牧离开宣州，去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
外放为黄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书上并无记载，杜牧自己认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挤。而李杜两家为世交，李德裕为何不喜欢杜牧，有人认为是杜牧为人倜傥，不拘小节，与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党争，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认为是牛党。
唐时的黄州，在华夏属下等洲，兵连祸结，战火纷飞，官不曾安位，民不得聊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荒郡、废邯，晚唐以后是一处外放“逐臣”的地方，被京官视为“鄙陋州郡”。在黄州任上，无异于贬谪，但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文人逐放地方官，是官还是文人。而杜牧在黄州的寓所是“使君家似野人居”，他为政清廉，《唐书》本传中称他“刚直有奇节”。
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三年，把黄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也是唐代继韩愈之后的又一尊孔大家。黄州有孔子山、孔子河，是春秋末孔子周游列国时的过往之地，有“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等圣迹，山旁建有孔子庙。由于年久失修，濒临倾倒，杜牧为了宣扬孔子思想和施展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在孔子山扩建孔庙，拜谒孔子圣像，亲自改孔庙名为“文宣庙”，并在庙中设置学堂，教化士民。他虽身居吏职，仍在学堂讲学不辍。讲学之时，其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在《黄州刺史谢上表》中说：“独能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废鞭笞责削之，用忠恕抚字之道”，“使一州之人，知上有圣仁二天子，所遣刺史，不为虚受，熏其和风，感其欢心，庶为瑞为祥，为歌为咏，以裨盛业，流乎无穷”。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
杜牧迁池州刺史，这年四十二岁，池州治所秋浦县。武宗下诏禁毁佛教，杜牧对于这一措施是很赞同的，后来他在宣宗大中年间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叙述武宗禁毁佛教事。得宰柏周墀的帮助，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因为京官俸禄低，而难以养家请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没有批准。
被升为吏部员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连上三启，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认为，杜牧请求外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而是不满意朝政，认为自己无法在朝中有所作为。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凭吊前贤，结识诗友，作了不少诗。一年后，他又被内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长安第二年，迁中书舍人。这段时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别墅，并且闲暇之时经常在这里以文会友。
杜牧临死之时，心知大限将至，自撰墓志铭，但这篇短文写得却是平实无奇，丝毫不显文豪手笔。据《新唐书》载，墓志铭写就，杜牧闭门在家，搜罗生前文章，对火焚之，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后在冬天病重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