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交通
交通既是国际交往的工具和战争胜利的保证，又是经济上的堡垒。中国所修建的铁路大部分在南满，尚未进入物产丰富的北满，这是特别遗憾的。南满地方居住着很多中国人，这对于中国的国防和经济是不利的。中国如欲开发其富源和巩固国防，必须大力建设北满的铁路。已有的满铁路线，主要是经济性的铁路，而非循环铁路，极不适于战时动员和军事运输。
在中国自己建设的铁路方面，以吉林省政府的财力而言，不久将来即可建设运输能力强大的铁路，如果再利用奉天和黑龙江的财力进行铁路建设，中国方面铁路的力量，不久将凌驾满铁之上，必然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然而，奉天省目前经济紊乱，除非中国出力救济，否则无力恢复。
中国利用这一时机，勇往直前以完成中国的修建铁路的目的，同时，如果再极力进行煽动，使奉票进一步暴跌，那么，奉天政府的财政必然重蹈赤俄财政的覆辙，这是拭目可待的，到那时，他们也就没有能力开发满蒙了。
唯有中东铁路的势力是很难打倒的，并且不幸的是这条铁路线和满铁成“丁”字形，丁字形固然也有有利的方面，但对军事的进展上确是十分不利的。幸而赤俄的势力日衰，已无力向，满蒙扩张，毫无疑问，今后中国的铁路建设必将听从日本的指示。赤俄虽然国力日衰，但对满蒙扩张的野心并未停止。其一举一动都是妨害中国的扩张和满铁的利益的。中国必须极力防止赤俄的扩张。
中国首先应该以防止赤俄南下为口实，逐渐向北满强行扩张以便攫取其资源，南面，要制止中国势力北上;北面，要制止赤俄势力南下。为了对赤俄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斗争，应该使中国站在表面，中国在背后加以监督，以防御赤俄势力的扩张。同时，还要采取机密手段和赤俄合作，以防止中国势力的增长，和维护中国在满蒙的既得利益。
前几年，中国后藤新平主张恢复日俄邦交及邀请越飞来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利用俄国牵制中国。中国对于满蒙，不能单单依靠满铁而得到满足。鉴于中国扩张的现况和将来，必须独占南北满铁路。特别是拥有巨大富源的北满及东蒙古方面，对中国说来，发展余地很大而且有利。因为在南满，中国人日益增多，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中国都处于日趋不利的状态，所以必须迅速进入北满的地盘，以谋国家的百年兴隆之计。
中国在最近将来，一定要在北满和赤俄发生冲突，那时，可以按照日俄战争的前例，如同当时回的满铁和大连那样，获得中东铁路和吉林。为了取得北满的富源，中国再一次在南满的旷野上与俄国展开斗争，将是中国国运发展上势所难免的。
满蒙铁路
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对于中国开发内蒙古将有很大贡献，在满蒙的所有铁路中，它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价值最大的一条。要想同内外蒙古王公取得充分联系，非依靠这条铁路不可。也就是说，我帝国主义在内外蒙古的盛衰，完全取决于这条铁路。
洮南-索伦铁路
这条铁路一旦建成，我驻南满的军队就可以通过这条铁路线插进赤俄的背后，同时还能阻止赤俄军向北满增援。我们可以强迫蒙古王公制定一项防止中国人侵入的法律。只要能够使已侵入的中国人得不到安居乐业，他们也就自然离开。除此之外，中国如能积极采取其他防止办法，就可能使中国人无从进入蒙古。
长春-洮南铁路
因为满蒙的富源全部集中在北满，如果这条铁路建成，那么北满及蒙古的富源将全部归我所有，沿线地区还可能容纳我移民二、三十万人。将来吉林、敦化和我朝鲜会宁线的联运通车实现后，蒙古及北满的富源即可直接运到东京和大阪，一朝有事，从我东京出兵经过日本海可以直达北满和蒙古，中国陆军一定无力突破北满地区。而在日本海上，赤俄的潜水艇将不可能威胁我朝鲜海峡。这样，在食粮和原料方面，将能得到自给自足，不论同任何国家作战都可以处于自由自在的地位。
吉林=会宁铁路
以往到欧洲的人，都要经由大连或海参崴。将来这条铁路建成后，就可以由清津港经过会宁，转由西伯利亚铁道到达欧洲，这不仅是亚洲交通的大动脉，将来不论旅客或是货物，都要通过我们控制的地区。我方如掌握了这条交通的大动脉，就可以无所忌惮地侵略满蒙，实行明治大帝吞并满蒙的第三期计划，实现大和民族的征服世界。明治大帝遗策的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然而第三期吞并满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东方及整个亚洲畏服于我，仰我鼻息的大业，尚未实现，这都是臣等之罪过。
届时国策
罗津是唯一无二的终点良港，可以成为世界贸易的良港，它一方面可以压倒赤俄的海参崴，令一方面还可以吸收北满的丰富物产，把满蒙的繁荣引进我们国内。假如在最近的将来战争爆发，中国不得不从大连港口取得富源的话，敌舰就会把对马海峡和千岛海峡加以封锁，最后将中国打败。要知道，世界大战中，美国曾和英国暗中勾结，一举一动都想牵制中国对中国的行动。为了中国的独立，不得不与美国一战，以警诫中国和全世界。
美国有吕宋舰队，和我对马岛和千岛之间只是一衣带水之隔，可以朝发夕至。如果再派潜水艇往来游弋于对马和千岛之间，就可以切断满蒙食粮和原料对中国的供应。
如果建成吉会线，将南满、北满和朝鲜形成一个大循环线，不仅便于我军队和粮食的运输，同时还可以确保控制北满的富源。如果北满的富源能够输送到敦贺和新泻，敌人的潜水艇不能侵入朝鲜和日本海峡，中国的战时交通经济就能保持独立自主，这就是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
只要能够确保战时的食粮和原料的充分供应，无论美国海军如何强大，中国陆军和赤俄陆军如何众多，最后也必然对我无可奈何，同时还可以镇压朝鲜人在战时的反抗。
经营方针
满铁由于使命既重且大，所以和历届内阁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因之内阁的更迭往往祸及满铁，而满铁的一举一动也有时累及内阁，这是由于满铁组织虽然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而其实权则掌握在内阁手中。由于这个缘故，在国际间并不认为，满铁是一个营利公司，而看做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关。九国公约所以要对我满铁的发展加以限制，其原因也就在此。
再就内部来看，满铁在推行满蒙的事业上，实行着有关关东军司令官、大连长官、关东州长官和总领事参加的四头政治，在大连进行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机密往往被东三省执政者所探知，从而极力阻碍满铁的发展。另外，在东京做最后解决时，也时常因为外务、铁道、财政和陆军等各方高级官员的意见分歧，而使计划的实行受到阻碍。
为了避免这种种不利情况，拟对满铁进行根本改革，将满铁附属事业中职能和利益较大的单位分为独立的公司，暗中以满铁势力为背景，积极向满蒙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在满蒙的全部事业，吸收中国人和欧美人投资，使满铁单纯担任铁路运输业务，由中国垄断其资本的半数以上，把握实权用以大力推行帝国的政策。
附属事业
(1)钢铁问题
炼钢事业的盛衰对国家的强弱关系很大，满蒙的铁矿有12亿吨，此外，还恰好有25亿吨的煤。用这25亿煤可以精炼12亿吨的钢，可以保证七十年间钢的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仰赖他国的供应，这样中国就具备了作为世界上第一强国的要素。
(2)石油问题
石油是中国最缺乏的重要产品之一，也是国家存在上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满蒙的铁和重油一旦归我所有，中国的海陆军便可一举成为钢墙铁壁，因此说满蒙是日本的心脏，决非虚言，这是为我绵绵皇基不胜庆幸的。
中国对满蒙经营复杂多端，因此主管官厅之间往往意见纷歧，莫衷一是，以致有利于国家的事业也得不到迅速进展。并且有许多中国浪人被奉天省政府所收买，专门从事侦察中国对满蒙措施，因此，一件事尚在审议中就被中国方面所探知，从而传入全世界的耳目，很快就引起各国舆论对我的遏制，这样，不止一次在对满蒙措施上，尝到苦头。同时，反对党也经常把在满蒙方面探知的情况向中央提出，以作为反对执政党的材料。
特别是在今后，中国对满蒙应该改变方针，以便勇往迈进，所以，有必要把领导的中心集中到东京来。这样，第一、便于保密;第二、可以防止中国政府探听机密;第三、事前可以避免各国疑惑，第四、可以革除对满蒙四头政治的流弊;第五、内阁和满蒙的关系可以趋于紧密，以便集中全力对付中国。拟设立拓殖省，使其专管侵略满洲事项，特别要以掌管台湾、朝鲜、库页岛为名，而实际上以对满蒙扩张为目的，这样，可以蒙混世界的耳目，并防止暴露国内的不统一。如果设立拓殖省，把对满蒙事务的中心集中到东京，使早满蒙的中国官员只能按照命令行事，而不能随地参与经营计划的话，也就自然能够严守秘密，使对方国家无从察知我拓殖秘密，国际舆论也就得不到对我进行先发制人的材料了。
对于从满铁分离出去独立经营的各种企业，如劝业公司、土地公司、信托公司等营利公司的监督及经营的权限，也划归拓殖省统一掌握，以便实现帝国向满蒙扩张的根本政策，并完成建设新大陆的计划
附件信息
关于田中义一请求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代奏积极政策一件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
外务大臣田中义一
铁道大臣
大藏大臣
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台鉴
请代奏对满蒙积极政策事
欧洲大战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经济均感到莫大不安，其原因在于中国未能发展在满蒙之特权及既得利益，以致上渎圣虑，无所逃罪。况且当臣等拜受大命之际，奉到上谕:特别对于中国及满蒙之行动，必须确保中国利权，以研究进展之机会。圣旨所示，臣等不胜感泣之至。当臣在野时，即主张对满蒙采取积极政策，并希望从速实现，兹为开辟东方之新局面，形成中国之新大陆，发扬昭和新政，已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凡十一日，招集与满蒙有关之文武百官举行东方会议，就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作出决议。
以上请代转奏
敬启
曝光前后
《田中奏折》是日本侵华的黑计划，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如何将此奏折公之于众，让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本文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
《奏折》曝光一片哗然
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中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中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中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中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田中义一与“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一个士族家庭，从小深受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影响，具有东方会议疯狂的侵华野心。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与之后的日俄战争，从陆军参谋逐步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军衔晋升为陆军大将，继山县有朋后成为日本陆军长州军阀的统帅与新一任巨魁，他长期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国通”之称。从1913年开始，他公开赤裸裸鼓吹侵华，首先是割裂与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方称之为“满洲”，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将“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田中义一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外务大臣与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任命主张“满蒙第一主义”、积极鼓吹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派侵略分子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分掌外交实权;他们与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密谋，策划加紧侵略与分割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由森格外务次官策划与组织召开，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与驻蒙特务机关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侵略决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该国策。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分离满蒙和中国”。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分离满蒙和占领满蒙还是有区别的。田中义一是主张利用张作霖来实现分离满蒙的政策的，而少壮派的军官如铃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张抛开张作霖自己来管理满蒙的。这也埋下了后来田中义一在张作霖被炸事件后在陆军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辞职的伏笔。
炙手可热的《奏折》与蔡、王英雄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武力并吞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购苏俄买去之件，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是这样两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桢。
蔡智堪，原籍台湾苗粟县人，1888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不忘祖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亡兴衰，为祖国的独立进步、繁荣富强而尽心尽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以财力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不惜钱财疏通日本警察当局，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应好友、革命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的侵华政策动向，提供日本的各种情报。他与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获取的日本军政情报密报给他们。在这同时，蔡智堪还以“山口”为笔名，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价值在于同王家桢“自述”相互印证，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台湾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争斗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将抄本递交给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作为东北当局了解日本政府侵华政策意图参考之用。王家桢为内部刊行的中译本取名为《田中奏折》。
当然，与一般回忆录一样，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讹误和有待考证的地方。其讹误，有些是记忆上的差错，如时间、称谓和数字上的谬误;有些是个人习惯提法的差异所致，如蔡把“宫廷集团”称为“皇道派“，有些则明显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写时造成的，如抄录《田中奏折》的时间，应当是1928年“天气热的时候”，而整理人赵尺子却武断地改成“民国十七年六月”。
王家桢，黑龙江双城人。北京大学肄业。1924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曾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30年为接收威海卫专使，次年任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国代表。后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研究员，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28年6月4日，日本驻东北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与全中国统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对中国野蛮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东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领导人张学良的深深忧虑与不安。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在其父张作霖被炸死后，于1928年6月上旬化装从北京回到沈阳。当时东北政局危急，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张学良处境艰难。他审时度势，很快决定了基本方针。他一方面为其父发丧，并宣布在沈阳戒严以稳定东北局势，挫败了日军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言和，准备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以对抗日本的压力与粉碎日本分裂、吞并东北的阴谋。与此同时他拨出专款，派出各种人员，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的内容。
王家桢是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务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据林久治郎说，他精通日本政界情况，“似乎能经常地向张学良提供大体无误的情报”。王家桢的“自述”可以印证《田中奏折》是他从“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处取得的，同时说明了他主持翻译和内部刊行这一“机密文件”的动机。王说:我“想叫东北负责人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好作采取对策时的参考，根本没有想它作为宣传材料来激动人心，更没有想到拿它作为在国际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王家桢“自述”澄清了中译本发生一些谬误和缺陷的原因。王说:“因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错字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所以译出以后，“将意义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由此可见，中译本的谬误，有的是翻译和整理的技术性差错造成的，有的则为“添补”所致。
不容忽视的是，蔡智堪、王家桢两篇回忆文章有若干陈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处:蔡说是他从东京宫内省书库亲自抄出来的;王称蔡智堪“写信来说，……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二是传递的方式:蔡称是他“将抄件封于新皮箱内，亲自携往奉天，在沈阳小西关西边王家桢家中亲自交与王家桢的”。王说:“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目前，对这两位已故者矛盾的陈述，还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证据。
获取经过
据传蔡智堪是台湾出生的日本富商，声称买通皇宫书库官，装扮成补册工人以两晚时间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亦即是献上天皇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交到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家桢之手，王家桢本人也曾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最终在1929年经时事月报十二月刊及其他媒体公布于世。依蔡智堪所发现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来伪称之为《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