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原名秉经，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故称“黎黄陂”，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
光绪九年(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 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民国二年(1913年)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同年10月，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当上正副大总统。
黎元洪又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兼任御用的参政院院长。后袁世凯迫使黎元洪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辞不就。
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但实际权力则为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掌握。黎元洪不甘于受段摆布，形成“府院之争“。段祺瑞利用张勋将黎驱走，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请黎元洪复职。黎元洪复任总统后，无实权。
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黎元洪再度辞职，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
人物生平
早年军旅
清同治三年(1864年)10月19日(阴历九月十九日)，黎元洪生于湖北汉阳府黄陂县木兰乡东厂贩沙岗岭。史载，幼年黎元洪“头角峥嵘，具厚德载福之像”。黎元洪出生之日是民间传说的观音出家之日，故而打小他就被家人寄予厚望。史称黎氏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其名为元洪两字，亦大有深意。盖隐以元末之朱洪武(朱元璋)自居，而又含蓄自然。
还有一说认为，黄陂黎氏乃洪秀全的同族，黎元洪本姓洪，不姓黎，其名字隐含有原系姓洪之意。黎家虽靠近县城，但周边却很荒凉，有着无数的农田和大片的荒野。除了几处只有富裕人家子弟能够上得起专教经书的私塾外，没有一所学校。黎元洪幼年家境贫寒，他的父亲居住在乡下，生活艰辛，只种了很少田地。为改变生活窘迫的现状，父亲黎朝相迁居县城，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族人介绍，黎元洪决定投军效力。黎元洪十四岁时，因驻防天津北塘，全家也迁居天津。同治十二年(1873年)，黎元洪师从当地着名教习天津的李雨霖学习四书五经和作文。
在晚清以科举取士的时代，黎元洪却没有追逐功名，所以他没有坚持走这条通过传统教育以科举考取功名而改变人生的道路。光绪九年(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科(一说机械科)，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海军知识学习，这也是黎元洪接受正规的新式海军教育的开始。
北洋水师学堂是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设的培养北洋海军人才的学校，施行英式海军教育，开设英国语言、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驾驶、测量、推算、重学、化学格致等课程，并习经史文义，训演枪炮、鱼雷、机器等外国水师操法;学生毕业后任职北洋海军或选送外国留学。北洋水师学堂因而被时人推崇为开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壮举。黎元洪在学习中擅长轮机驾驶的技术，对引擎修造学尤其感兴趣，在水师学堂中的刻苦程度最高。因其学习成绩斐然和在教练舰上实习表现突出，深得教师和同学推重，年终被学校特予嘉奖。
光绪十四年(1888年)，黎元洪以优异成绩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北洋大臣李鸿章赏给他六品顶戴，并给予其把总的职位。此后，他被派至北洋水师来远号快船见习海军技艺，有海道、驾驶、帆缆、枪炮、列阵等训练项目。
黎元洪训练时与同事关系颇为融洽。光绪十六年(1890年)，黎元洪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调赴广东广甲舰，充当三管轮，负责巡视琼崖、虎门、汕头，管理机器开关、拆洗及保养事务，兼管储料生火诸事。他勤于职司，大多数时间都在南方沿海进行巡视。
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黎元洪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奏、清廷批准先后从把总晋升为千总。又自广甲三管轮拔充为二管轮。由六品顶戴赏换五品顶戴，只领功牌。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被抽调编入了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来参战。广甲舰是铁肋木壳船体，平时为教练及安放鱼雷之用，较之日人的钢甲兵舰的威力相差甚远，对于猛烈的海战自然很难抵挡。在9月17日的黄海战役中，广甲舰触礁搁浅以致未能行驶。为躲避日军的追捕，黎元洪跳海得以逃生。及此，黎元洪结束了为期十二年的海军生涯，告别了曾尽心效力的北洋水师。
湖北新军
甲午战后，清政府认识到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已是当务之急。为防患于未然，他们更是大举修筑军事战备和招揽海军人才。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设延才馆，发布檄文聘请水师学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黎元洪到南京投奔效劳。张之洞接见黎元洪时，询其海军经历及建造防御工事的观点后甚是欢喜，认为黎元洪是忠诚可靠且有能力之人，遂委以监造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炮台工程的重任。在工程建设中，黎元洪亲临险要的工地，勤奋监工，风餐露宿。竣工后又先后被委任为炮台总教习和专台官。张之洞对黎元洪有知遇之恩，是黎元洪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他给黎元洪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应张之洞之召随同回到湖北家乡，在湖北枪炮厂负责监制快炮，从此结束二十余年的北漂生活。张之洞到湖北后继续编练新军，加强军事建设。因为湖北居长江上流，多有会党人员出没，故而应该多驻兵拨款。
黎元洪以此为由，向朝廷奏请将自强军中己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往湖北，扩充为前后两营，编成湖北护军，作为湖北练兵的模范。湖北新军的营制仿德国军制，张之洞任黎元洪为护军后营帮带，五品顶戴尽先补用千总;后又以黎擅骑术，任为马队管带。在湖北护军编练取法上，随着形势的变化，张之洞认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教、同文、同俗，而且军事变革已经初见成效，所以中国想要学习欧美各国的军事制度，应该先以日本为阶梯。遂从学习德国转而师法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五年(1899年)、二十七年(1901年)，在湖北当差的黎元洪受张之洞委派，先后三次到日本留学考察军事教育和观摩仙台大操，内容涉及各个方面，黎元洪逐步充当了清末军事现代化风潮的地方军制改革的先锋。
黎元洪每次考察回国后都写下日本军事考察报告送呈张之洞检阅，引起了张之洞的极大兴趣。学习考察后归来的黎元洪颇得张之洞赏识和倚重，被提拔为各营教练官，又兼训新兵，成为编练湖北新军的高级将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黎元洪得张之洞保举侯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又开始推行清末新政，湖北开各省风气之先，加紧施行。黎元洪奉命协助办理将绿营、防营结束后，又增招新兵，扩充武备学堂设备。在日本所学的西式教育的洗礼下，黎元洪的军事思想开始进入了湖北最高军事决策层的视野，并付诸实践。
张之洞先后多次采纳他的军事改革建议:一是规定水陆各营所辖兵勇凡遇有重大过犯者，均交执法官审讯，不得擅杀;二是将武备学堂及防营将弃学堂合并改为武高等学堂，另设武普通中学堂。前者为张之洞军事学堂体系中的高等军事教育机构，后者为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武高等学堂程度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等，为武普通中学堂毕业学生升学之地，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三是湖北省会开办警察，从各营选拔优秀士兵进行训练后充任。因在军事实践中表现突出，黎元洪的仕途平步青云。
平步青云
黎元洪在镇压自立军起义和庚子汉口起事后，从免补千总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授三品顶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奉命统带护军前锋四营，旋即提为清军协统，紧接着又升任第二镇统制兼护统领事，开始指挥张之洞麾下最精锐的新军部队。嗣后，他又提调兵工、钢药两厂，兼理丝麻纱布四局会办。此间，黎元洪率师阻击英、德舰队驶入长江的行动;协助建立了两湖劝业场及益智场、省城外火药库两所，颇有建树，受到清廷的嘉赏。黎元洪在新军建设上的积极努力，不仅使湖北军事改革走上了正轨，而且在官兵素质和军事教育等方面，为新型军事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湖北新军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黎元洪还兼管了六楚舰队(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等六舰)和四湖雷艇(湖鹏、湖鹊、湖鹰、湖集等四艇)，实际上掌握了长江舰队，把持了湖北陆军和水师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天津水师学堂管轮班监督、黎元洪的授业之师萨镇冰调任总理南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这为师徒二人加深接触到日后提供援助搭建了很好的外部基础。
次年，清政府派袁世凯与兵部侍郎铁良为阅操大臣在河南彰德(今安阳)举行秋操。湖北方面由张彪、黎元洪选拔人员参赛。黎元洪指挥得体，能与各省新军争胜，当场获得“军容盛强，士气锐健，步伐技艺均己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好评。鄂军射击技术获得最优等奖励。黎元洪因此成为清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
不久，张之洞奉调入京，赵尔巽继而为湖广总督，欲以黎元洪代张彪为第八镇统制。黎元洪力辞不就。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黎元洪又兼任中军副将，不久即卸与张彪。宣统元年(1909年)，黎元洪兼任武昌陆军特别学堂会办。他每逢外籍教习在校讲课时，常常列席旁听，与学生共求深造。先后听取日人教习铸方炮兵大佐及寺西步兵中佐等人讲述炮兵学及诱导计划等课程。
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十五年间，黎元洪一直在湖北担任重要职务训练新军，他知兵爱兵，和新军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此同时，随着湖北革命力量的渗入，他所带领的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集结了大量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力量。随着清末民主革命力量的形成，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明显，成为清政府和革命党人双方都希望争取到的盟友。对清政府而言，黎元洪是其镇压随时可能发生的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清政府国家机器腹部上一支重要触手。对革命党人而言，黎元洪使他们颇具好感，争取其反正对领导起义、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具有特殊的带动作用。
军府都督
宣统三年(1911年)春夏，在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刺激下，湖北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保卫铁路权益的斗争风潮。时任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主张由“自办”转为举借外债，推行“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的政策。各界人士听说，都惧怕利权为外国攫取，群情汹汹，奔走呼号，力阻借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黎元洪身为湖北军界的领袖人物，以军界代表的身份成为湖北保路筹款组织“铁路协会”的成员。后来在公推保路会赴京请愿代表时，黎元洪虽为众望所归，但由于军界统领身份不宜出任代表而作罢。有人认为，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之先声，黎元洪之所以在起义之后被举为大都督，与此时黎元洪的举措息息相关。
宣统三年(1911年)9月，武昌局势日渐紧张。南湖炮队失事给湖北当局很大震惊。文学社、共进会等湖北革命党人的起义领导机关不得不分散设置，采取隐蔽措施。10月2日到3日，黎元洪和瑞徵、张彪、铁忠等人两次召开紧急会议，策划防卫措施。因湖北省总军火库楚望台乃军事要害，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三十标第一营旗籍兵士替换革命党人居多的工程第八营兵士驻守，以防滋生意外。黎元洪反对。张彪考虑到工程第八营隶属自己的第八镇部下，为防人指摘，遂认同了黎元洪的建议。
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革命党人仓皇逃避，武汉三镇革命机关遭到清政府的大肆搜捕和围剿。随后，黎元洪被瑞徵委以按收缴的名册大行搜捕革命党人的任务。黎元洪害怕酿成巨变，于是向瑞微请示，请求适当地改变处理方法。瑞徵怀疑黎元洪怀有二心，严词申斥，立即派遣张彪率宪兵驰往工程营搜捕革命党。黎元洪认为杀了三个革命党，搜获了革命党的秘密名册，名册上很多是军中兵士，在军队中恐怕要出乱子了。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坐镇协司令部一一第四十一标和三十一标同驻的左旗营房，黎元洪得知驻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辍重队纵火起事时，即下令禁止官兵出入，并亲率管带、队官巡视营门，加意防范，又用会议形式，集官长于一室，借以延宕时间。黎元洪将四十一标全体官佐召集到会议厅，目的是防止他们发生哗变。然而此时军心动摇，黎元洪也无法控制。这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形势发展与自身将来处境息息相关。
10月11日，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诸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集议革命不能群龙无首，当务之急是要马上请出一位德高望重、为国人所熟知的领导人，组建军政府。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后，先后推选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假定副元帅、大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