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火耗归公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帝曾说，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银制度”，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3摊丁入亩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
4官绅一体当差纳粮
古代收税，只到老百姓家，官绅自外。老百姓还要当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绅是属于统治阶级，不必当差不交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让他们也交税当差，当然不是真要他们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银两兑买。但由于触及官绅利益，因此实行起来有较大难度。但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必须暂时牺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这种暂时的利益牺牲是为了王朝巩固之后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5实行铜禁
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实行禁用铜器的政策，这是保护钱法的需要。他于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员，设立收买铜器公所，动用藩库钱粮银子为基金，大力开展民间收购。雍正帝注意铜的生产，然而它的产量没有达到铸钱的需要，所以尽量他大力开展铜禁活动和严行私铸处分，仍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弊病和不足
1重农轻商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雍正帝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清史稿·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
但是，他过分重农抑商，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2急于求成，手段过严
雍正做事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过于严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价：“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
文化
文化专制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同时又将唯唯诺诺已经去世40多年的汤斌入祀“贤良祠”，树立为正面典型令汉人效仿。
理学思想
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
民族
改土归流
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改革。雍正四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改土归流对于减轻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帮助，对清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有重要意义，但清朝在推行改土归流时过度强调使用武力，对一些地区的反抗采取了残酷的武力镇压，也给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
“正统”思想
雍正帝宣称“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意思是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反驳明末遗民说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统，严防汉族士大夫阶层离心。
外交
海禁政策
开始严格执行海禁，后来考虑到闽福百姓生计困难，同意适当开禁；雍正二年降旨准广东人移民台湾。但对外洋回来的人民仍有戒心。
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对俄政策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派遣策凌为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清俄中段边界，稳定了清俄边界局势，促进了清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
总评
雍正帝与康熙帝一样勤于政事。后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间，“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史书评价
《清史稿》：“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所入多，宜厘剔。斥之曰：‘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3]
历代评价
康熙帝：“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
清宗室、史学家昭梿说：“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余尝闻内务府司员观豫言，查旧案档，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祠，以备祈祷雨旸外，初无特建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故当时国帑丰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濮兰德白克：“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止，而其批臣下之摺，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
法国传教士杜赫德评论道：“尽管雍正皇帝很少表现得像是一个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不能不值得称赞的是他不知疲倦地热衷于政事，他为了天下百苍生的福乐安康夜以继日地致力于改革政弊。您能给雍正皇帝带来最的乐事就是向他提出一个能够提高民众福利、缓解百姓的生活压力的良策；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将这项计划尽快诉诸实践。他制定了一系列弘扬美德奖励善举的政策，使得臣工们纷纷效法雍正皇帝（节俭的作风）以帮助灾荒之年的百姓渡过难关。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得雍正皇帝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全国百姓的拥护与爱戴。”
法国着名的思想家伏尔泰评价道：“新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父王。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他对这一于国民生计不可缺少的百艺之首亟为重视。各省农民被所在州、县长官评选为最勤劳、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为八品官。农民为官，并不需为此放弃他已卓有成效的农事耕作，转而从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钱谷。”
魁奈：康熙皇帝的继承者（雍正）制定了各种法规，全都有助于树立起尊重农民的观念。除了他自己亲自犁田播种作出表率外，还下令各城市的总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辖地区选拔出勤恳耕种、诚实正直，并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杰出农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声誉及相称的特权。”
着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评价道：“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满清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平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的分析问题并有魄力的作出应对。他的改革同时包含力行整顿与和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
近代日本学者、清史研究专家稻叶君山说：“帝承康熙疏节阔目之后，稍加清理，遂创定清朝财政之基础。至日后盛运期之财政，实帝之所赐也。譬如农事，康熙为之开垦，雍正为之种植，而乾隆得以收获也。”
中国历史学家、清史专家萧一山说：“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世宗治国天资独高，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好名图治，於国有功，以文景之治的景帝喻之。”
清末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唯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
着名清史研究专家冯尔康说：“雍正本人是有作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续发展，成为清朝的鼎盛时期。更有甚者，雍正立志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百年积弊，所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成功解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税问题，是巨大创举。所实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政策，具有现代财政预算、财政管理的意义。在古代历史上，唐朝刘晏实行两税法，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很得人们的赞誉，雍正的经济政策，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统观雍正的历史地位，他应当是古代历史上的杰出帝王。”
清史专家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怕早已衰亡。”“有人说他雄猜阴鸷，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劳，勤于庶政确是事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贡献，但为期过短，遽尔暴卒，留下尚未完成的任务；即使已经施行的，由于“人亡政息”，反而引起流弊的也有。正如遗诏中所说：‘志愿未竟，不无微憾’。他如果像乃父康熙那样的寿考，多活十一年，政局就会不同；要是像儿子乾隆那样的长命，多活三十一载，政治上变化之大，自不在话下——夸大的说，也许因而改易了此后中国的命运，亦为可定。”
日本东洋史学者、文学博士佐伯富：“谚语云‘王朝基础多奠基於第三代’，雍正帝正是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的基础盘石，即为雍正所奠定。”
林瑞汉：“雍正在位十三年，严厉明察、循名责实、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大大矫正康熙以来宽纵的弊端，雍正一朝吏治清明，臣下莫不奉公守法，吏治之隆是清代之最，历代仅见。”
清史研究专家杨珍说：“雍正帝在位仅有13年，然而他却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扭转了康熙晚期积弊严重，社会发展受到阻止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康乾盛世方能进入鼎盛时期，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其最高峰。这一为期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雍正帝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无可或缺。如果从在位时间相对短暂，但建树之多，政绩之大并不亚于其他历史名君这一角度审视，雍正帝当属更为不易。”
着名历史学家郭福祥说：“清代的雍正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他那出色的才华、刚强的性格、传奇式的政治生涯以及充满矛盾的思想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佐哲说：“雍正帝是一个卓越的实用主义政治家。”
刘桂林：“清世宗初政所表现出来的才能，非同一般，其精力过人、勤奋、干练，亦为常人所难及。”
着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南怀瑾说：“清朝入关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学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雍正皇帝。他的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内肃权贵，不避亲疏。外立纲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当然可使内外肃穆，谁敢与之抗衡。他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儿孙好自经理。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
着名历史学家易中天说：“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
日本人亦尊重和推崇雍正帝，将雍正帝称为“希世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