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七子与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这种拟古的风气，在一定意义上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渭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徐渭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对徐渭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
徐渭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徐渭散文方面的成就不及诗歌。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认为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
徐渭的书法及书法观的产生，与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他的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徐渭的作品诸如《寄云岳子九首册》《为仰南书六首诗卷》《李白苏轼九首诗卷》《春园暮雨诗轴》等作品中黄庭坚书法的笔意比比皆是。
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的审美精神。他的原话是:“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以前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在这则要说“徐渭破坏了笔法“。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对于书法艺术这种美术化倾向的改变。
明代的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明代成就极高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着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徐渭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徐渭)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
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
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徐渭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徐渭的绘画主观感情色彩强烈，笔墨挥洒放纵，从而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书写强烈思想情感的最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随意控制笔墨以表现情感的写意花鸟画技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写意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开创了中国大写意画派的先河，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画风对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以及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徐渭既采用北杂剧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渔阳三弄》又称《阴骂曹》，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炼之事而创作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他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四声猿》，高华爽俊，有着反抗思想与革新精神，对明代中后叶的戏曲创作起到重要的影响。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此外，徐渭对当时流行的轻视南戏之风非常反感。他认为南戏有自己宽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间的欢迎，它通俗、多采，“无今人时文气“，可是却“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为此，徐渭写下了《南词叙录》，首次对南戏加以总结，研究了南戏的艺术特点，着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以反对戏曲创作的骈丽风尚，扶植新兴的俗曲。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着，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渭所作。
在戏剧理论方面，徐渭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颇有见地。
徐渭文自负才略，喜出奇谋，谈论行军打仗的形势策略大多得其要领。担任胡宗宪的幕僚时，协助其抗击倭寇，并参与制定诱降海盗汪直、徐海等人的计谋。晚年悉心培养名将李如松，使其建立不朽功勋。
徐渭传世着作有《徐文长集》《徐文长三集》《路史分释》《徐文长逸稿》《南词叙录》及杂剧《四声猿》等，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等，据传也是徐渭所作。今人辑有《徐渭集》。
徐渭传世着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青藤书屋图》《骑驴图》等。
徐渭生平喜爱藏书，购书有近万卷，书楼有“青藤书屋“，一称“榴花书屋“，画家陈洪绶题匾额，至今犹存。他的藏书、藏画印章有“文长氏““石鸥馆““辛卯七十一“华暗子云居““龙哑大家公““天池山人““青藤老人““秦田水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