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以前的政策很有效，在很多年里解决了大周朝的棘手问题。如今时过境迁，到了必须改一改的时候。
好在公孙剑前面做好了准备，裁军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边关的军兵精筒到以前的半数左右。最要紧的，他们是招募的军人，服役够了可以回家，他们的家人都已经迁到内地。这样一来，相当于边关吃粮食的人只是以前的十之一二，运送粮草的任务不再那么繁重。
去除长途运送粮草硬加进去的成本，300文的售价是不是可以降下来三四成?
杜滨早已计算过，没问题的，而且还不止。
如果大周朝的税率不变，食盐的售价完全可以比宋朝更低，也就是降低到50文以下。
这时候，文震盂等人陆续进来，听到后发出感叹，从300文降到50文以下，这也太夸古了吧？
公孙剑却觉得不夸古，在内地可能会价格稍高，但是在此处，在江南，在山东，因为临近大型盐场，运送食盐的成本很低，如果没有额外增加的部分，食盐价格真的高不了。
公孙剑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他知道一个最基本的规律，价值决定价格，价格随价值上下波动。
如果食盐的真实价值在50文以下，那么价格定为300文就是蛮横无理。
这中间存在250文的巨大利润空间，于是就会有人参与其中，私盐的存在合情合理，这与后世药品的昂贵情况类似。
怎么让一种昂贵的药品没人用，那就是强行降低售价，只要把中间的利润空间挤压没了，立即没人推动这种药品的使用，哪怕它效果很好。
食盐也是如此，如果百姓到处都能买到50文的盐，私盐只能比它便宜，私盐贩子就会少。等到没有利润了，私盐贩子就没了，海鳘帮这样的庞然大物将不复存在。
这就是杜滨有信心说服公孙剑的原因，海鲨帮根本不用打，只要食盐的价格降下来，他们就会分崩离析。
公孙剑冲杜滨竖起了大拇指，经济学的知识他无师自通，了不起。
杜滨却说，皇帝是他的老师，凡是在《大周日报》上刊登的那些知识，还有故事，杜滨逐字逐句的认真看，这才有今天这样的思维。
公孙剑很欣慰，他没答应去顺义大学授课，但是在报纸上偶尔分享经济学小故事，还是影响到一些人，比如杜滨。
文震盂提出了不同意见，而且还很尖锐。他认为杜滨是在瞎胡闹，食盐价格降下来，朝廷税赋从哪出？毕竟，这是朝廷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内阁成员的质疑，杜滨很自信，言道：“宋代的食盐只卖50文，但盐税的收入占了政府财政的一半。我大周卖300文，吃盐的人比宋代多了一倍，微臣测算了一番，按照宋代的标准，大周朝每年的盐税应该接近1500万两。实际上昵，很多年份甚至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
按理说，售价是六倍，赋税如果同比例增加六倍，岂不是仅盐税要接近一亿两？
有这么多钱，还需要让商人去边关运送粮食吗？
杜滨用数字说话，摆事实，讲道理。
文震盂听了也无从反驳，不得不承认两淮巡盐使说的有一点道理。今天皇帝请大家都过来，事关国计民生，如果大周的盐政理顺了，不止是解决朝廷税赋不足的问题，还能降低百姓的生活成本。
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两全其美昵？
杜滨的奏疏中已经提起，虽然不够清晰明确，总体方向是对的。
文震盂等人是有顾虑的，自去岁皇帝登基，朝堂内外已经发生了很多大事，用“动荡”来形容并不为过，现在的大周朝需要稳定，只要是坚持原状，北面“逼死”女真是迟早的事。
如果皇帝在“盐政”方面有想法，可以再缓一缓，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
公孙剑显然没耐心，他要在有生之年见到工业大革命，见到火车和轮船，见到大周在海洋上的无坚不摧，见到大周版日不落帝国的建成。
他今天喊各位来不是凑热闹，他要做出重要的决议。
首先，大周边关的粮草供应彻底与食盐脱钩，在前期军改的基础上，军卒数量已经降低到一半左右，军户已经安置到内地，粮草供应的难度已经明显降低，大周朝有足够的财力完成这项工作，就不要和食盐捆绑在一起。
其次，允许民间晾晒食盐，允许士绅开建盐场……
公孙剑的话还没说完，几位大臣脸上露出焦虑的神情。盐税可是国家的根基啊，轻易地放宽限制怎么能行？
公孙剑停顿了一下，对他们说：“郑芝龙的家族通过海上贸易，每年向朝廷进献1200万两银子。相比较之下，盐税只是其中的十之一二，甚至有些年份连人家的零头都没有，还谈什么国家根基啊？”
公孙剑要提升盐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就不能固守以前的常规，除了官府开办的盐场，允许民间制盐，这将有利于提升食盐的产量和质量，也会客观上通过产能过剩，拉低过高的食盐价格。
只有限制，才会滋生黑暗产业。公孙剑索性放开，谁都可以制盐，只要你在官府备案，只要你符合质量要求。
接下来，公孙剑谈第三点，食盐征税必须改一改。
“万历朝时大周陷入危机，古太岳先生提出“一条鞭”法，具体内容各位比朕都熟，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是有一个特点众爱卿要记住，太岳先生在化繁为筒，把品类繁杂、样式繁多的税赋变得简单，容易执行。那么，盐政也是如此，我们只收一次税，只对一个人群收税，剩下的全部交给市场。”
除了杜滨，现场的人都还没搞明白，怎么就只收一次税了？
公孙剑提出自己的观点，在食盐的生产领域征税。
万历四十五年《纲盐法》实行之后，官府不再干预具体的盐务，一门心思的只管收税，基本思路的对的，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杜滨在奏疏里同样有数字计算，算出种种条条框框之后，官府每斤盐抽取的收入居然只有几文钱，与30。文的售价差之甚远。究其原因，计算过程中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比如按人口计税，大周朝的人口问题同样很复杂，牵扯其中让盐税的计算尽是纰漏，最后出现一个谁都不相信，偏偏谁都难以找出问题根源的怪状。
因此，按照古居正改革中化繁为简的基本思路，公孙剑不管你怎么售卖，不管各地多少人口，也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只要你的盐场朝外卖盐，我就按比例收你的税，以后的环节都让市场去指挥。
这样的话，官府只需要管理好盐场就可以了，杜滨的计算表明，此举可以让盐税至少增加两到三倍。这是皇帝要讲的第三点，然后便是关于食盐的销售。
公孙剑指着海鲨帮所在的烂石肌方向，允许所有商人、百姓贩盐，允许所有店铺卖盐，只要不违反大周律，不顶撞官府，也不扰乱其他人，他们可以选择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任意地点、任意价格卖盐。
此举好处多了，因为售卖者众多，属于“市场”的大范畴，朝廷只要确保税赋不高，盐场出来的盐价就会相对合理，卖到百姓手中就不会太贵。
杜滨同样在奏疏中有所提及，他估算如果政策实行，最多一年之后，百姓买盐的价格会降低到100文左右。待制盐、贩盐的人多了，三五年之后，食盐价格哪怕比宋代高，也会在六七十文的样子。
用市场平抑物价，这是公孙剑在《大周日报》上经常强调的，看来杜滨是个好学生，他学的很到位。
在价格趋于合理的同时，食盐的利润空间会被严重压缩，就不足以支撑诸如海鲨帮这等庞然大物的存在。
谁都可以去贩盐，干嘛还需要海鳘帮出面？大周朝已经没有官盐与私盐的存在，“贩卖私盐”这个话题已经不存在。
这相当于釜底抽薪，海鲨帮表面上再强大，一旦失去贩私盐的巨额收入，立马会像少了地基的高楼大厦，倒塌只是时间问题。
这便是公孙剑“盐政改革”的主要观点，开放盐场，自由买卖，一次性收税。
当然了，他除了是经济学的学生，还一直试图做个出色的商人。
从亨通钱庄到驿站的快递，从江南丝织到兖州的煤矿，还有尚儒客栈与计划中要开业的京味饭馆，公孙剑已经入手不少产业。
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公孙剑岂会轻易放过商机，同时也是为了调控食盐售卖的市场，他计划成立一家国营企业，投身到食盐的售卖工作中去，公平公正的与所有参与者竞争。
在他的认知里，这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这家国企的盈利尚在其次，同样有利于帮助朝廷平稳的渡过盐政改革的初期阶段。
把盐政梳理清楚，让盐税重新成为帝国的财政支柱，这是大周朝振兴的一块基石。
皇帝的船队扬帆起航，继续向江南进发。
岸上的徐弘基不停招手，表达对皇帝离开的依依不舍。
这一次，他没有关闭码头，没有禁止百姓出入，也没有出什么事。
在山东地界，鸡飞狗跳，巡抚李精白吓得险些自裁。相比之下，徐弘基是幸福的，皇帝待的时间很短，
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
可仅有的一件事让徐弘基忧心忡忡，他看了眼身侧不远处的杜滨。身为两淮巡盐使，他不想着怎么维护领导，反而招惹到一个大麻烦。
杜滨给皇帝上疏，提出盐政改革的诸多要点，并承诺在自己的任上身体力行，打开大周朝盐政的新局面，为朝廷赋税增收至少两三百万两。
这口气可不小，徐弘基贵为魏国公，担任漕运总督，也不曾有这么大的能耐。
杜滨行吗？
杜滨站在他面前，说道：“下官自己肯定不行，但如果有国公支持，实现目标不在话下。”
徐弘基愿意听他说说，毕竟这件事要是搞砸了，到时候惹怒了皇帝，他徐弘基是第一责任人。
杜滨显得很有信心，两淮是大周朝的食盐产地和重要市场，仅仅盐城、泰州两地，生产的食盐数量占全国的三四成。只要徐弘基愿意帮忙，杜滨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政务，一年的时间足够他“兴风作浪”，一年后的盐税将让朝野震惊，老百姓一定能吃到物美价廉的食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