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吉十七年十一月初十，司马光收到了王安石的回信，相比自己洋洋洒洒三千言恳切之言，王安石的回信只有四百字，而且如王安石之为人，刚强执拗。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此封回信结构严谨，显示出王安石对司马光建议的重视，同时表明了自己见解坚定，不肯轻易改变之意。
司马光在前几日的三封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王安石从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
王安石不去申辨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只是从名正言顺的角度来应对，“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之意。
王安石最后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
“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所以皇帝柴勐“欲变此”，而王安石则“助上抗之”。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王安石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表明王安石的行事准则，及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
“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司马光从王安石委婉的言辞中看到对自己犀利的批评，难道自己让王安石徐徐图之，便是无所事事了？这个王安石固然有才，但未免小看天下人了。这几日，言官御史们上了不少弹劾奏折，被官家全部批驳，文彦博、欧阳修等朝廷元老虽然也对王安石变法的力度不以为然，但还没有到公开决裂，与当朝宰相交恶的地步，朝廷上下现在正等着有大臣能够挺身而出，力抗王安石的新政。
司马光正在酝酿情绪，一股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让他心潮澎湃，突然听到了外面的喧哗声。司马光闻声出去，只见一名头戴软脚幞头，身着绯罗袍的宦官就站在大堂正中央，在他旁边是一名小黄门用朱漆托盘托着明黄绸缎盖起的一卷圣旨。那名宦官是司马光认识的内侍省副都知李守愚。
司马光进入大堂后，上前拱手行礼：“原来是李都知。”
李守愚慌忙回礼，脸上堆起的笑容甚至带着谄媚，“见过司马中丞！”
李守愚回头掀开漆盘上的明黄绸缎，取下摆在上面的一卷诏书，肃然道，“司马光听诏。”
司马光上前跪倒。
李守愚用着尖细的嗓音念着诏书，前面一大段是称赞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忠勤有加，谨事王命，对他编写通志之事大家褒扬，然后加封上柱国，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着其于三日后出使辽国，商议和谈之事。
传过圣旨，李守愚也不再摆出肃穆严重的架子，转而笑着向司马光道喜：“恭喜司马枢密。”
司马光原来是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分别是正三品的官位和从三品的职事，如今加了上柱国正二品的封号，知枢密院事的职事，已然是朝廷内仅次于枢密使、同平章事的高官。只是在这个时候，免了自己御史中丞的差事，并要求于三日后出使辽国，怎么看也象王安石的手笔，却是不知这王安石是何用意？难道是讥讽自己不懂军务，只识得道德文章？
赏了李守愚五两银子，打发天使回宫复命后，司马光回到书房写了一篇谢恩折，同时又写了一篇弹劾王安石的折子。可是这弹劾王安石的折子此时递交上去，却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了，王安石好言回信，自己官职又有了提升，虽然免去了言官之首的差事，但毕竟也成了辅政之臣。司马光想了想，还是在出使辽国回来后，再与苏轼等人商议如何制止王安石的新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