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忙着处理北线的乱局外，日军高层还忙着扶植汪逆上位，进而分裂国民政府。
汪对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还在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尽管汪身居高位，但是却在蒋的压制之下，因此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如果一朝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早在1938年的时候，汪精卫就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代表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双方约定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还要承认（默认）满洲国，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作为条件，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
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达成协议之后，汪逆便开始图谋出走重庆，然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到沦陷区重组班底。
当时从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险，一来是有日本人的战机不断地轰炸，二来是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也对外出的人员要审查。
另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图北上。
这后一条路比较安全，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才好行事。
在这之前，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分别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见了龙云，谈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
陈璧君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演员，边说边哭，龙云为之动容，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处得了这颗定心丸，所以这次汪精卫等决定取道昆明。
先是周佛海、陶希圣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去昆明。
继之，汪精卫亦称要赴各地作抗战演讲，由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为他购买机票，于12月18日带了陈璧君、曾仲鸣等飞昆明。
第二天，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由昆明乘坐龙云代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河内，从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线的降日卖国、历时六载、终于幻灭的历史丑剧。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
但很快，身在重庆的老蒋就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然而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碍于汪在国民党内部的人望和地位，蒋也不敢过分逼迫与他，还是希望他能悬崖勒马。
在“艳电”事件发生后，老蒋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但遭到了汪的拒绝。
然而汪精卫的和平通电发出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
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近卫内阁竟然在他发表艳电仅仅5天后宣布总辞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
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汪毕竟和蒋没法比，一来是他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汪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
汪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国父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
更加重要的是汪拥有所谓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的政敌们虽然批评汪精卫的政治见解，但对汪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这和那些即使恶名昭着，也照样执政掌权的军事实力派完全不同。
汪出走重庆搞“和平计划”，是用他唯一政治资本的“名望”来背水一战，但很显然他的计划失败了。
但是汪逆也算是命不该绝，本来日军高层对于他的那套计划兴趣不大，但是随着中国军民反抗越来越顽强，中国军队也组建的适应了这场战争，不断地发起局部反击，这使得日军高层顾此失彼，头疼不已。
尤其是39年初国民政府竟然在南昌发起了如此规模的反击战，极大的震动了日本高层。
有鉴于此，日军高层才重新重视起汪逆和他的那帮骨干汉奸。
在日军大本营以及华中方面军的支持下，1939年9月5日，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尽管这个委员会成立的时候默默无闻，甚至于连一个像样的办公场所也没有，但这却是汪逆组建新政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组建新的伪政权，而且还确定在明年年初举行**的挂牌仪式。
而随着汪逆在上海出现，并不断地释放信号，整个中国政坛军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本身就对抗战没有信心的家伙纷纷心动了，一时间往返上海的车辆比以往频繁了很多。
甚至于汪逆在上海住所附近的酒店都人满为患，想找一间空房都非常的困难。
为了配合即将成立汪伪政权之各项活动，敌11军司令部，按其大本营统一的安排，向其部队下达了进行“谍报”与“谋略”活动的任务。
主要内容涉及到日军今后进攻作战之情报，重点应搜集中国军队之内部情况及部队之调动、部署与统计资料，并详细调查、整理有关的兵要地志。
同时还要关注中国政府之内部情况变迁，特别是其抗战组织之变化，西南地区之开发，国、共两党相克之现状，第三国援华之实情等等。
这个计划的实施，由11军司令部统一领导、检查督促和统一调拨经费，而各师团则负责搜集其当面的我国部队情况。
此外日军汉口宪兵队、汉口特务部与11军司令部，负责对我国大后方的军事、政府机关及中国共产党组织状况等方面的情报搜集。
关于“谋略”活动，其重点是挑拨抗日部队之间的关系，策动抗日部队叛变，宣传、美化伪政权，鼓吹“中日亲善”，企图以此瓦解抗日部队。
日军的谋略伎俩，在江北第5战区，主要是挑拨李宗仁的广西部队与王缵绪四川部队及国民党军汤恩伯之间的关系。
在江南第9战区，主要是对杨森、王陵基的四川部队和非国民党直系的游击部队实行怀柔政策，企图使这些抗日部队丧失抗战意志并策动、引诱其逃亡、叛变。
在华北地区则是大量的拢络人心，其具体措施是加强其占领地区之治安，整顿伪政权，造成所谓“王道乐土”、“反对战争，希求和平”之气氛，以影响和动摇我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达到欺骗目的。
其次，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在长江流域驱逐第三国的势力，迫使其放弃援华政策，而确立日本之经济基础，对汉口的租界，采取逐步进逼的方法，使其有名无实而自动放弃。
再次，宣传报道方面，极力加强其对“谋略”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宣传**、灭共思想与促进“和平”。
受此影响，以至于进入九月以来，不管是华北战场还是华中战场乃至于华南战场，中国军队的表现都非常的差劲儿，几乎没有发动什么大规模的进攻。
反倒是日军上下都在忙碌，不是在积极调集部队就是在组建新的守备部队和伪军，动作不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