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朱大典父子在书房里的谈话还在继续。
朱万化说：“父亲，山东不同于台湾，所以改革只能试探着做，不能有过大的动作，引起朝廷的反抗。能够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减租减息、官绅一体纳粮、初步的改革税法这三件事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朝廷拿到了山东省大笔的税银，应该会支持山东的改革。
辽宁、台湾的施政就要彻底一些了。这两个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朝廷的关系，是官吏体系。既然是一个朝廷的大局面，就不能拒绝朝廷委派官吏。我们自己的地方，自己也要委派官吏。做到什么程度，双方都能接受，不至于闹翻，这个分寸极难掌握。
我们现在就需要上疏朝廷，用谁的名义上疏，怎么写，就有大学问了。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我的意思是干脆用我的名义直接上疏，看朝廷是什么态度。”
朱大典摆摆手，笑着说：“我儿急躁了。台湾究竟有多大，物产如何，朝廷是不知道的。为父我以前就不知道。所以台湾的事情先放一放。先用毛成祚的名义，上疏朝廷，提议辽宁建省，并请朝廷委派官员。同时把辽宁当前县府的划分和临时官员名单报上去，空出巡抚、布政使的位置，并说明不设置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挥使的原因。就是暗示朝廷，可以委派巡抚和布政使，其他的官员我们任命。以此看朝廷的应对，我们根据他们的态度再走下一步。”
注：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布政使相当于省长，按察使相当于省最高法院院长兼省检察长，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
朱万化说：“在我们的政治改革中还有建立议会制度，它对大明朝廷的冲击力会很大。因此山东不能执行。台湾和辽宁完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今年就要开始创建议会制度。”
朱大典说：“在你的文案中我也看到了议会的内容，你在仔细的叙说一下。”
朱万化说“议会的基本目的就是让黎民百姓有个说话的地方，是大明的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权中的工具，给民众一个话语权。”
黎民、百姓、民众这三个词在现代没有多大区别，在古代却是不同的。‘黎民’一词来源于炎帝、黄帝二人联手击败蚩尤，蚩尤统领的民族称作九黎族，因此，战败后处于奴隶地位的九黎人就被称为‘黎民’（南方的很多少数民族就是逃亡的九黎族后裔），后来泛指地位低下的人群为黎民。炎帝和黄帝都统领有若干部落，每个部落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姓氏，古人用‘百’表示众多，所以称呼这些部落的人群为百姓，后来就成了贵族群体的代名词。在明代，百姓一词代表着士绅官僚的社会上层群体，黎民一词代表着农民、匠人、商人等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民众’一词抛开了地位的贵贱，表示很多人的意思。
所以朱万化在大明朝说话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他们的区别，不能乱用的。
朱万化继续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以议会为基础的社会，就是这天下议会说了算。皇帝、内阁、大臣来治理国家，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都是秉承议会的意志办事的。议会虽然权利很大，可是它无权治理国家，就是没有直接行政的权利。这就是‘民为重君为轻’。
这种改革目标要一步一步的走，刚开始建立的议会权利还很小。权利大了天下还接受不了，另一方面，议会本身的成员，就是议员们也不成熟，初期的议员可能都是我们指定的，并非选举产生的。初期的议会能存在下去，慢慢的进步，就是最大的成果。
初期的议会先建立一个财政监督机构，把地方财政管起来。地方官府的所有财政收支都处于他的监管之下。议会没有花钱的权利，也没有征收的权利，但是有监督查账的权利。”
“在台湾的议会，分两级机构，就是台湾省议会和台北、台中、台南三府的议会。首批议员人数不要多，都是我们从士绅、地主、当地有影响的人物中指定一批。辽宁也照此办理。
议员本人不能任官职、军职，也不能掌管大型的商业店铺、工业作坊。他是专职的议员，没有第二个职业，必须避开各种利益纠葛。”
朱万化针对大明的情况所设计的政权结构，比较趋向于后世普遍存在的君主立宪制。两千年来的中华文化，还是需要一个皇帝的，皇帝的存在对于国家的稳定起着重大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明代的内阁制还是比较好的制度，所差的就是首辅和内阁大臣用人不当。如果在议会的主持下选举内阁情况会好的多。在明代，内阁驳回皇帝的意见屡见不鲜，这是其他朝代少有的。
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因此，要求做皇帝的人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在任的皇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能下台，重新选择皇帝。皇帝也不能是终身制，要有个任期。皇族中不仅仅是皇帝的儿子可以接班做皇帝，需要一个管理皇族的机构，按照做皇帝的条件安排皇帝继任者的顺序，叫做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
各种爵位给予保留，但是不能继承。除了国家给予各级爵位的财产俸禄荣誉之外，没有任何特权，并且要照章纳税。任何爵位，包括‘王’都不能有封地。同时执行类似爵位的勋章制度。
这就是朱万化对最高权力的构想，最终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还是没有把握的。
朱大典说：“从你的施政方案上看有减租减息，有官绅一体纳粮，有税收的改革，也有议会对国家权力的改革。但是没有平均地权，剥夺地主豪强的土地，为无地农民无偿分配土地的内容。杀富济贫自古以来就是造反者鼓动人心的口号。我虽然也极赞成你的做法，但是总说不清它的道理。你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是呀，平均地权，这是很多改革者、革命者热衷的口号，但是，朱万化没有提。为什么？
朱万化思考了一会，显然是在组织自己的思路。这个问题太大，应该从哪里说起呢？
过了一会，他终于开口了：
“现在，大明的天下由于施政不当，也有一些达官贵人乘机巧取豪夺，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失地、无地的农民增加，再加上地租、高利贷的盘剥，贫富差距加大。一旦遇上灾荒就会造成大批的饥民、流民。走投无路的农民扯旗造反，这就是西北地区的民乱的根本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绿林好汉杀富济贫的传统，眼下这个时候，‘平均地权’这个口号就有了市场。
即便如此，这个‘平均地权’的口号我们不能提，对地主豪强的义愤不能过了头，为什么呢？
首先是私有财产这个底线碰不得，很危险。不经法律途径，使用暴力剥夺私有财产，这就动了人类社会的底线，也激发了人们不劳而获的私欲。通俗点说就是：你兜里的钱就是我的；你住的房子大，我也可以住进去；你们家桌子上的饭好吃，我也可以到你家坐上去吃。这天下能不乱吗？在这乱世之中，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动乱，天下大乱会极大地破坏社会财富。我们始终极力避免大动乱，就是要保护社会的元气，失了元气的国家再想富强、崛起可就难了！”
思考了一会，朱万化又接着说：“普天之下，家庭的存在是社会的基础。反过来说，没有家庭也就没有了社会。那么家庭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家庭的私有财产得到社会的公认和保护。因此可以说：有了私有财产才有了家庭，才形成人类的社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社会的基本准则。任何社会都要保护这一准则，他是天下的最基本的信用。
如果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地主被清算了，被抄家了，田地被分了，接着就会有第二个。发展下去没有罪恶的地主也会被抄家，得到了甜头的人们会失去节制。
一旦破坏了这个私有财产的底线，那会是什么结果？那就会在利益不同的人群中制造出不共戴天的仇恨。这天下本来就是个乱世，这种仇恨会火上浇油，那将是天下大乱，后果之严重不可想象。”
这个道理即浅显又深刻，朱大典没有想到个人财产的道理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说。于是他说道：“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的就是人们对财富的求索。这是不是道理的另一面呢？”
这个沉重的话题被朱大典这一问冲的淡了一些。
“父亲说的对，有了社会对个人财富的承认和保护，就有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人们才能努力的生产创造财富，社会才会发展向上。”
话题有变得沉重了，朱家父子两人都在低头思索。
朱万化再想：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代表了社会财富。进入现代化的工业、资本社会之后，土地就不是唯一的重要生产资料了。资本、技术、装备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代表了社会财富。那么，革命者要不要提出：平均资本、平均技术、平均装备呢？换句通俗的话说，要不要动员广大的无房户，住房面积不足的人们去抢房产开发商呢？把开发商带上高帽子游街，然后拉出去枪毙！大家都无偿地住进200平米的大房子，住别墅！越穷越有理，越穷气越粗！岂不是天下大同了？
事情做过头了，就引向了荒谬。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看朱万化要不要品均地权呢？答案一目了然，当然不能！
有人会说，地主巧取豪夺，土地来路不正！就应该*分田地！朱万化就会问：后世的房产开发商就都是正人君子吗？政.府为什么不带我们去斗开发商，分房屋呢？地主巧取豪夺自有法律制裁，你去分人家的财产有什么依据？是不是因为想占便宜才去*呢？这种龌龊的思想要不要斗一斗？
巧取豪夺和家财万贯是两回事，抢了谁的还给谁，找不到苦主收归国有，并不是见面分一半，谁*谁就分财产。不劳而获的思想、行为不能鼓励。不能因为小偷抢了你的包，就要把所有人的钱包都拿出来大家分。那是典型的强词夺理，貌似气壮如牛，实质是内心龌龊。
给无地农民的土地，也包括难民得到的土地，必须花钱购买，没有无偿分配。可以采取降低土地价格，贷款分期偿还等优惠的办法。决不能鼓励不劳而获。
最后朱万化说：“对于山贼、土匪、城市中的黑帮我们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打击、剿灭。但是对士绅阶层，对帮会一定要小心行事，尺度不能过分。对于罪恶深重的豪绅、地主、帮会是应该清算的，在我们掌权的地方，我们会主动的清算他们。但是这个清算要依法进行。除了苦主收回自己的损失之外，清算的财产收归国有，不能是到场的人大家均分。有罪恶的地主并不是所有的财产都来路不正，剥夺多少财产是法律说了算。
税收是合理合法的缓解贫富不均的方法，一是人人都要纳税，二是收入多要纳累进税。三是财产继承要纳重税。也就是说，个人财富到了一定程度，就要用税法一层一层的剥下来，还给国家。
贫富不均可以用国家法律法规缓解，缩小差距。贫富差距是不能消除的，也消除不了。否则，就是吃大锅饭，养懒汉，大家一起穷。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种思想的写照。”
---第149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