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立即向正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的马歇尔报告，汇报中国战区情况，他认为中国各战区战况很糟糕，这是蒋介石指挥无能所致，如果继续让蒋介石指挥军队，后果将不堪设想。
马歇尔在惊愕之余，立即接通了罗斯福办公室的电话。马歇尔在向总统汇报中国战区情况的同时，表述了陆军部的意见：史迪威已升为上将，他可以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指挥中国军队，以阻止中国战区的溃败。
罗斯福听以这个消息后，也十分震惊。滇缅印战场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盟军胜利已经在望，只要中、美、英三国协力配合作战，日军很快就会在太平洋地区及东南亚地区挂起白旗。他绝不容许破坏盟军计划。
总统当即同意马歇尔的意见。这位大总统过于激动，连外交礼节都顾不上，忙于9月18日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
“为了防止日本人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的，当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增援怒江那里的中国部队，并要他们发动攻势，同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全部军队的权力，并不加限制。我现在要求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作出决定，即保证并增加对华援助......如果再我拖延下去，你们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得知这个消息，史迪威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花生米投枪击中了这个小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话来，眼睛一眨不眨。”
史迪威是职业军人，对看不惯的事情直言不讳，不喜欢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装腔作势；而蒋介石则正好相反，他爱慕虚荣，注重含蓄，强调上下尊卑，有着极强的“身份意识”。于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赴华工作不久，史迪威就视蒋介石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在朋友中轻蔑地称蒋为“花生米”（意即笨蛋、小人物）。同时他还看不惯国民党政 府的腐败和独裁，说国民党政 府的独裁和德国纳粹的独裁一样，都是“强盗行径”。当然，蒋介石也很讨厌这个美国人。
除了性格差异之外，两人的工作目标也根本不同。史迪威关心军事问题，要对“美国对中国政 府援助的效力”负责，同时要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以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因此建议裁军一半，并撤掉不称职的军官，同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30个师，最后达到100个精锐师的规模。他还建议改变军事物资运输只依赖驼峰航线的状况，认为只有开辟一条经缅甸的陆上运输线，才能保障军事物资的充足，以打败日军。
但在蒋介石看来，史迪威的建议十分讨厌。因为改编军队将打破中国政治力量的平衡，不利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 府的“统治”。如果按照史迪威的主张去做，军权很有可能落入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和白崇禧之手。另外，到了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政 府一直消极抗日，因为蒋介石认为，盟国参战后，中国战胜日本是肯定的，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角逐尚属未定之局，所以他的首要任务是保存军事实力和加强自己的权力。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合作很不愉快，改编军队的计划被搁浅，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也没能得到有效提高。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彻底暴露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政 府消极避战的思想。此时，史迪威认为“治疗中国顽症的药方就在于除掉蒋介石”，他甚至以诅咒来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满。
当然这时候的蒋介石反复解读这篇电文，他感到十足的火 药味，一个核心，美国总统这是要让他交出兵权。
蒋介石倚重美国，为的是美援助的物资，更是要借美国支持来巩固他的统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让他交出兵权。他是绝不对不可能让史迪威这个亲共分子来控制自己的军队。为了牢牢掌握手中的军权，蒋介石横下心来，不惜损伤与美国的关系，也要与罗斯福一争，必须让美国召回史迪威。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蒋介石是一位老手，他立即给罗斯福回电，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他怒不可遏地指责史迪威，说史迪威没有和他“合作的意愿”，希望总统考虑另派合作者。对于交出兵权事，他明确地表明，这是国家主权大事：“予同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有竭诚援助之德，故平日对罗斯福总统之主张无不尊重，但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义及人格，不能迁就，否刚从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已失，虽胜犹败。”
话讲的很明了，蒋介石不可能交出兵权。
从两国战后利益考虑，解决此次危机应该还有捷径。
中美高层相互指责，龙陵久攻不下成为焦点。蒋介石为了推卸他指挥上的失误，将宋希濂作为替罪羊，同时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
罗斯福在战后中美利益与任用史迪威二者之前进行权衡，最后，他也抛出了史迪威。
9月22日宋希濂交出了兵权。
10月19日罗斯福也正式致电蒋介石决定召回史迪威，派出赫尔利来到中国。
10月21日史迪威向重庆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卸任，经昆明、保山、印度返回美国。
这位雄心勃勃，为中国军队的整顿和装备作出贡献，并在中缅印战场创建功绩的美国将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无奈地黯然地退出了他付出大量心血的反法西斯中国战区战场。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尚且如此，更何况仅为蒋介石一个马前卒的宋希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