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恐怕一生之中都没有几次机会，能像自己的婚礼那样为人瞩目。
也不可劲儿能随便就得到这么多亲友如此真挚的祝福。
因此，人们往往“砸锅卖铁”也要自己的婚礼办的风风光光。
而比起普通人来，宁卫民和松本庆子既有充足的财力，无需担心经济方面的支出。
他们也有远比常人更多的亲友在关心着他们，也就越发显得他们的姻缘是如此的幸福。
最关键是，他们可是溜溜的过了三次婚礼的瘾呢。
什么西式婚礼，日式婚礼和中式婚礼都举行过了，再也没有什么遗憾。
尤其是中式婚礼，无论是排场还是质量，又或是助兴节目都是那么出类拔萃，独特难忘，而且还留下了充足且特别的影音资料，这就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福气了。
甚至他们收到的礼物都收“淤”了。
要知道，这场婚礼是宾客云集，而且全都是有层次的客人。
要么是有文化，有身份，有地位的。
要么就是有手艺，有名气，有财力的。
绝不可能像出席普通人家的婚礼那样，大家送什么高压锅、蒸锅、被面、枕巾、痰桶什么的。
除了扇儿胡同2号院的那些老邻居们，还有可能送送这些东西之外。
其他大多数宾客，不是送些书画和工美艺术品作为礼物，就是送礼金。
而且像曾宪梓、郑铭铭这些港城人更是直白，直接送金子，可想而知这场婚礼的收获多么丰厚。
在大陆内地，应该是创出民间婚礼的收礼之最了。
别的不说，就说这书画和工美艺术品就收了有五十余件。
其中像霍延平、傅杰、嵯峨浩、黄胄，这些官员和社会名人送的书画还好说，不过沾了名气和文雅，在经济价值上不显，尚且让人心安。
可那些由工艺品厂和老匠人送来的东西却足够让人心惊肉跳了。
因为无一例外都是各行各业的精品之作。
或许是为了跟同行争奇斗艳，或许是感激宁卫民平日的关照，或许是为了争取日后更多的订单，反正大家送来的都是好东西。
甚至有好几件，一看就知道，属于那种非呕心沥血不能完成的业内顶级精品，足够有资格放进国家级博物馆的玩意。
比如蒋三昌烧制的《牛耕碧野》绿琉璃首饰盒。
这是料器行里少有的将动物造型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一件精心作品。
整个首饰盒直径有三十公分左右，绿得出油，晶莹剔透，无论器型还是质地，都是那么勾人心魄，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
还有京城玉器厂送来的一件珊瑚《百鸟朝凤》，是出自“北玉四大怪”中大师级名匠刘德瀛之手。
牙雕厂送来的象牙《天女散花》，也是出自杨派牙雕创始人，已故牙雕名匠杨士惠之手。
就这两件东西，都别说精美绝伦的雕工价值几许了。
哪怕就是单看原材料的材质，也知道是价值不菲的好东西。
说白了，这都应该都是这两家厂子压箱底的好东西。
很可能是当年创作出来后，因为外贸部门给的价格太低，两个厂子舍不得卖，才一直没出手。
如今也为了和宁卫民加强合作，当成贺礼给送来了，可知这是为了讨好宁卫民，下了血本了
不用说，康术德和江念芸，那都是见过好东西的主儿。
这些东西的价值，在他们眼里就跟明镜儿似的，没人会不当回事。
于是事后盘账，罗列清单，他们就都吃不准了。
不能不和宁卫民在私下里商量，像这样的东西还是否属于正常的人情往来，到底能不能收受？是不是该退还回去？
要知道，礼俗向来受各种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的制约，尤其要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
正如《礼记》上所说，“贫者不以财货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别看曾宪梓和郑铭铭送来的金货，康术德和江念芸都认为收下无所谓。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曾宪梓和郑铭铭是港城的买卖人，送这些属于力所能及，正常交际的礼物。
但要是穷人也要踮起脚来仿而效之，那他们可就不落忍了，这也与他们操办这喜事的初衷不符。
本是图个大家高兴，热热闹闹的事儿，怎好给人平添这么大的负担？
所以他们的意思，这些礼物恐怕过于贵重，不如退还回去。
甚至可以收一部分，退一部分。
按照老礼儿，被退还的一部分，谓之于“余珍”，完全不收礼谓之“壁谢”。
无论哪种，只要附在物品上再写个大红帖子致谢，连物品一并送回，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主家领情了，非常感谢，但礼物贵重，愧不敢当。
然而对此，宁卫民认真想了想，却否定了两位老人给出的建议。
他不愿退礼倒不是贪，而是觉得此事与人的面子攸关紧要。
官有官做派，民有民做派，富有大做派，穷有小做派，谁还不好个面子？
就社会影响而言，如今风气回流，人们向往富而不愿贫，愿意学富而不学贫。
这一次他办婚事，大家送礼，恐怕原本就有类似于参加工美大赛，有借机露脸，争奇斗艳的心理。
他要是将礼物退回，人家会怎么想？
尤其是那些老匠人，自尊心最强，也最敏感。
怕如此行事反而会让这些人感到被伤了颜面，是宁卫民瞧不起他们。
其次，更主要的还是人际关系。
老艺人们送他礼，既是冲着以往的帮助和情分，恐怕也有希望日后借他提携扬名的意思在其中。
那些工美行业的厂子送他礼，更多的还是为了谋求利益，希望他能开出大订单来，改善这些厂子的生存处境。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才有了这种貌似反常，其实并不反常的厚礼。
他要是把礼物退回，容易是容易，但未免也体现出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
怕是对这些人来说反而会失望，认为宁卫民不想成全他们的心愿。
所以对于宁卫民来说，他认为只要自己能给得起对方想要的东西，还得起这份人情，其实倒也不用忌讳什么。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与“贫不能为礼”是相对的。
还有他收的这些礼物，他当然也不会变卖，更不会拿到外面去张扬。
他认为，最佳的处理方式，还是放在芸园里作为展示品正好。
这就有点私器公用，无私奉献的意思了。
既能给芸园增加文化氛围，又能提升芸园格调。
如在展品下附以文字说明，还能为赠送者扬名，让他们面上有光。
而且也不怕别人怀疑他只是为拍摄电影才大摆排场的说辞，岂不是好？
还别说，他这些话，从人情世故的角度考虑，似乎还要更周全些。
康术德和江念芸想了想，也就都没话了，就依他之言照这么办了。
至于婚礼当天究竟收了多少钱？
这宁卫民可说不清了。
因为说实话，现在的他已经不大在乎国内的现金收入了。
他自己也没数过，礼金全都交给了康术德，让其代为处理。
只不过有些亲近的人送了他多少，他还是掌握一定基本情况的。
像江念芸这个有钱的姑姑，就给了松本庆子一个红宝石戒指，一个金镶玉的如意，和两千美金。
而宋华桂除了随礼一万元外汇券之外，还送了松本庆子一对翡翠镯子。
邹国栋给了八千块人民币。
至于皮尔卡顿公司的高管们，平均下来，差不多每人都送了两千块。
此外，殷悦、罗广亮、小陶、张士慧、孙五福和古四这些人也都送了礼金。
殷悦送了两万块，孙五福送了五千块。
当然，张士慧鼓动好几个人，用刚发行的新钞，为他打造的一支“钞票舰队”的事儿，很快他也从康术德的口中知道了。
不过他的看法倒是和康术德有点不同，毕竟他上辈子是邮商嘛。
这些东西庸俗归庸俗，可也有一样，要看放在哪儿，要看怎么用了。
如果要放在邮币圈里，今后谁能有这么一艘耗费十余万元打造的船队作为收藏品，似乎也不是那么俗气了，反而倒能为招揽顾客产生积极效果。
说白了，就跟澳门的那些赌场，总爱用夸张的金器来博人眼球一样，完全可以视为一种广告形式。
而且话说回来，这毕竟也是这些兄弟们的一份心意。
无论如何，从中是能看出大家煞费苦心的，无论形式还是价值，都足够引人动容。
于是，他不但领了这份情谊，也没破坏哥儿几个送的这些东西，反而都和他的那些邮票存货收在了一起，等着日后应景的时候再拿出来。
而这就是康术德始终无法理解的事儿了。
总之，婚礼办的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虽然钱是没少花，人也都忙得够累的。
可花出去的钱最后都以另外的某种形式成倍捞回来了。
而且也顺遂了康术德和江念芸的心愿，就连日本的岳父岳母和松本庆子也挺高兴。
再加上还办成了一件能让全国人民都满意的大事，那宁卫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他吃点亏就吃点亏本呗。
谁让老话说，吃小亏就是占大便宜呢。
他宁大善人还就是这么舍己为人。
不过，饶是这个婚结的是百般好，但这次婚礼之后，宁卫民和松本庆子可没有时间再去享受一次蜜月了。
他们甚至没法陪伴对华夏内地萌生出越来越多兴趣的韩英明夫妇，去做国内的短途旅游。
为满足两位老人看看华夏大好河山的心愿，也只能花了两万块给他们定制了一个特别的“自由行”行程，委托旅行社安排辆专车和专人照顾他们。
先送两人先去西安，再去承德和沈阳旅游。
好在承德那边既有坛宫的分店，没能参加宁卫民婚礼的杜阳，很乐意有机会能招待一下顶头上司的岳父岳母。
而且宁卫民选择的旅行社也是和大和观光有合作关系的，想必一定可以照顾好两位老人，让他们玩的尽兴。
至于他们自己则恰恰相反，婚礼之后，时间上基本没给宁卫民和松本庆子留下什么喘息的余地。
他们俩一个要演戏，要为在大陆公映的《李香兰》和电影原声专辑做宣传，另一个要处理商业事务，几乎立竿见影就开始在京城忙起了正事。
尤其是宁卫民，他的事情能比松本庆子还要多上数倍。
原本都因为他婚事而挤压的一些事情，此时他再没了推脱的余地，都必须要尽快处理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受电影局领导和中影招呼，从沪海紧急跑到京城来的“上译厂”代表，迫切希望和宁卫民就他手里的那些欧洲影片，以及日后很有可能引进的日本影片进行合作一事，赶紧进入实质性谈判，并尽快签订合同。
或许是为了“殷切关注”此事的电影局和中影领导面上能有光彩。
也或许是充分感受到了“上译厂”已经因为“吃不饱”的状态，有点着急上火，甚至病急乱投医的倾向了。
深知做人之道的宁卫民面对“上译厂”的低廉报价压根就没好意思侃价。
他口称“很喜欢上译的作品，就算是为译制片事业做贡献了”，很爽快地以松本庆子雾制片的名义，以两千五百万日元的价格，买下了为期一年五十部电影的“译制套餐”。
而这个合同一签，不但能让“上译厂”马上恢复开足马力的状态，及时缓解了这个国内最大译制片厂由盛转衰的生存危机。
反过来对于宁卫民自己，其实也蛮划算的。
不为别的，就因为国内的人力还是太廉价了。
尤其是现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宁卫民做梦也没想到，在上译厂，翻译这种工作会如此的廉价。
一个负责翻译的七人小组，分别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等不同门类的语言，为一部三五万字的电影耗时一个月完成翻译工作，报价居然只有不到一万元人民币。
而整体核算下来，连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在内，还有设备制作费都算在一起，把一部电影的声音翻译为中文，并且提供中英法日四种语言的字幕，才平均三万块一部电影。
这样实惠的价格让他几乎没有犹豫，完全放弃了最初的打算，不再考虑把这些影片在日本译制的可能性了。
他决定干脆就在日本上映带日文字幕的原声片，字幕也用上译翻译的版本就好。
没别的，便宜才是王道。
凭什么印度人靠着外包服务能挣美元？
他不能照顾照顾自己的同胞呢，没这样的道理不是？
所以为了激励“上译厂”的工作热情，保证每一部电影的翻译质量，他甚至还主动提出了一个附加条款，如果影片的质量让人满意，不存在重大的翻译纰漏。
他还可以给每部电影再追加十万円的费用，作为激励奖金。
这一下子，那可是给“上译厂”的代表乐开了花了，原本宁卫民肯支付外汇就够让他们美的了，如今居然还肯加钱？
这让他们如何不感激涕零，充满干劲啊？
电影局和中影公司的领导对宁卫民这样的大方也很满意，信任感悠然而增。
经过此事，他们是再也不怀疑宁卫民拳拳报国之心，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有志于扶植本国电影事业的大好青年一位了。
至于真正吃亏的是谁啊？
松本庆子吗？
不，不对，宁卫民哪儿能胳膊肘往外拐，自己坑自己媳妇啊？
他早都想好了，这玩意是能抵税的，那么与其便宜鬼子不如照顾自己同胞。
归根结底，最终还是日本政府来出这笔钱。
这笔账他怎么可能算不过来？
只是千好万好，唯一不好的是，合同好签，钱也好说，事儿却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办。
有了这纸合同，他就得尽快选好拷贝，从浩如烟海的片库里挑出来安排好人手给上译厂送去。
只有如此，那边才能开工啊。
这件事可没人能代替他来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作茧自缚呢？
（八十年代，上译厂配音演员们的合影。多少令人难忘的身影都在其中。他们分别是——后排左起：杨晓、杨成纯、曹雷、胡庆汉、严崇德、翁振新、毕克、杨文元；中排左起：程晓桦、周瀚、苏秀、王建新、丁建华、尚华、施融、陆英华、富润生；前排左起：孙渝烽、刘广宁、伍经纬、赵慎之、于鼎、乔榛、童自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