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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书院 > 历史军事 > 汉世祖 > 仁宗篇19 宰相的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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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皇帝刘维箴,综其帝王生涯,最让人诟病的,不是政治上的不作为,而是贪恋美色、耽于享受、宠信宦官。前者出了问题,自有执政大臣们担责背锅,而后者,则是评价一个皇帝德行的重要指标。

虽然,后者很多时候往往能视作皇帝的私务,无关大义大节,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皇帝的家事与国事可没法这么简单地切割开来。

皇帝的表现如何,对帝国的影响从来都是深远的,包括刘维箴这样一个太平天子,毕竟,他坐在几代先皇打下的基础上。帝国体制赋予皇帝的权力,即便染上了尘埃,其根本上依旧是强势的。

而刘维箴,在享受了二十多年美色之后,也终于遭到反噬,并且,将朝廷内部最大的矛盾彻底引爆。

二十四年初春的“马上风危机”,刘维箴是实实在在往鬼门关走了一遭,事发之时,如非宫娥尖叫,侍候在外的宦官蔡诀闯了进去,凭着自身掌握的“医学经验”,采取了一定紧急措施,或许刘维箴当场就驾崩了。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蔡诀,这真的是个老谋深算的大太监,鉴于皇帝渔色的习性,私下里,很有预见性地同御医学习相关急救知识,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还真用上了......

但即便如此,在一干大医国手的努力下,又是施针,又是用药,刘维箴也足足昏迷了一日多,方才苏醒过来。

作为帝国皇帝,尤其一个在位时间不算短的皇帝,对于帝国的整体格局而言,就是一个最佳稳定器。

即便他怠于政务,久不临朝,但只要他待在皇宫中,修道也好,渔色也罢,他存在着,那么不管外朝斗得有多凶,政局有多乱,都是有个最基本限度的。

当然,所谓的“底线”其实是很低地,真到那个程度,那么大汉帝国的毛病也必然很是深重的。而有一种状况,则能够轻易突破所谓政治斗争的底线:天崩地裂。

在大汉帝国,难道还有比皇帝大渐更严重的事情吗?绝对没有!

比起煌煌至尊之位,那些权贵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尚书令之职,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不是因为刘维箴这一倒下,大汉帝国冒出了多少乱臣贼子,而是因为,当帝国面临天变之际,那此前政治斗争原则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还是那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其中牵涉的权力、利益之争,是以让所有局中人刺刀见红。

于是,当消息传开之后,各方势力闻风而动,不只是在朝重臣,许多沉寂已久的勋贵也都忍不住浮出水面,至少有密切观望局势发展的举动,京畿流言风起,局势波诡云谲。

当然,所有人秘密应对准备之余,最关心的,除了对手的动向,便是皇帝的具体状况,而一切行动的准则与前提,都以龙体安危为先。

刘维箴昏迷了整整一日还多,而一日的时间足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以想见,在此期间,随着时间流逝,宫廷内外是怎样一种紧张的局面。

在这样的氛围下,作为尚书令的王士廪,也不可能无动于衷。甚至于,迫于几年来朝中始终高企的政治压力,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而凭借着尚书令的权威与便利,他也能做得更多。

但有些事情,往往是多做多错,尤其王士廪本身就处在一个敏敏多扰的位置上。

如果可以,王士廪也希望刘维箴能够圣寿延年,但情况紧急攸关社稷安危了,做一些应对准备也是应该的,毕竟也是为国家大局考虑,他可以做此解释。

于是,在确认皇帝昏迷,并且长时间不见好转之后,王士廪开始行动了。

如果说,联(强)合(迫)众宰臣,对朝廷诸部司衙署进行紧急管控,还属他职权范围内的维稳措施,那么以尚书令名义,敦促枢密院下达戒严令,乃至于越过枢密院与几名禁军将领取得联系,并通过武德司监察京畿,这系列行为就很难逃脱逾制乱法的嫌疑了。

王士廪的祖父王玄真,履历实在丰富,从武德使到封疆大吏,再到辅政宰臣(康宗时期),给王氏子孙打下了丰厚的底蕴。当王土廪崛起之时,那些底蕴也就逐渐转变为实力。

经过二十多年苦心孤诣的经营,王士廪的影响力已经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帝国军政的方方面面,其中并不乏强力实权部门。

由此可见,正统时代下王士廪这个尚书令的权威有多强大,也可知在过去的八九十年间,帝国政治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迁。

若是在世祖时期,宰相把手伸多长,他坟头的青草便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与赵普相争的卢多逊了。即便从太宗时期开始,对“首相”的定位越来越清晰,但对其权责也是有相当严厉的约束的,世宗皇帝就更不用说,他统治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收权、揽权,强化皇权上。

也就是到刘维箴继位后,尚书令的权威是一任比一任强,直到出现王士廪这样一位权谋家。但有一说一,王士廪的出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得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方才崛起这样一个权相。

与此同时,以汉帝国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生态与格局,其强大、顽固程度,实则也非王士廪所能轻易撼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皇帝刘维箴。

也就是在倒台之后,王士廪才真正、重新认识到,比起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他二十余年所积攒起来的权势,只是空中楼阁,缺少了刘维箴的背书,就像抽掉了柱梁,面对那些早已深根于帝国方方面面的功臣老贵的反扑,最终也只有轰然倒塌的结果。

在刘维箴昏迷的一日多里,当然有许多忠心耿耿的臣僚,表现最突出也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内侍行首蔡诀,以及大内都指使崔镐。

前者不必多说了,不仅保命,还严格督促御医救治,形影不离地照顾,为挽救刘维箴尽一切努力。

至于崔镐,乃开宝名将、兴平伯崔翰之后,事发之后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领大内军牢牢守备宫城、皇城,控制进出,尤其是御驾所在垂拱殿,五百侍卫严密守护,打消了诸多染指企图。

而其余大臣的所作所为,最让刘维箴寒心的,也莫过于王士廪了。如果说其他事项都还有解释的空间,那么他在晚些时候,将太子刘修远从东宫接到广政殿的做法,则使几十年君臣之间再无一丝信任余地。

当然,君臣之间所谓的心心相应,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东两,其中也必定存在有关政治利益与形势的内在逻辑。

而那套“逻辑”,从刘维箴醒来,并了解到在他昏迷期间帝国大臣们都做了哪些事后,便开崩溃了。

对王士廪的举措,刘维箴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初扶立了一个皇太孙,如今还欲扶立一个皇太子?朕还没死!”

这句评价,也宣告了王士廪政治大厦垮塌的开始。

作为帝国皇帝,哪怕是刘维箴这么个人,一举一动都对朝局政情有着重大影响。在他恢复意识后,京畿之内的风波在短时间内全部平息,一切又仿佛回到之前的样子。

当然,那只是一种错觉。经此一“劫”,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刘维箴,也让帝国政局迎来一个重大转折,而朝野内外反复酝酿了三年多的政潮暗涌终于迎来一场彻底的爆发。

从正统二十四年二月开始,朝中再度爆发出针对“相党”的集体攻讦,从宗室到外戚,从勋贵到大臣,纷纷上表弹劾。

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三年并不少见,但此一次显然要更为特殊,不只是规模,一些从未冒头的勋臣老贵也开始展现其攻击性。

而王士廪此次,再也平息不了,因为他丧失了压制众臣群贵的实力。在朝堂喧器之际,皇帝刘维箴拖着病体,于垂拱殿坐朝问政,听取大臣们奏报。

帝国的行政权力中心,便从广政殿重归垂拱,皇帝此举,自然使王士廪大为尴尬,而群臣态度热切,行动踊跃。

而刘维箴升殿议事,议的当然不是政务兵事、军国大事,他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经验,但他是大汉皇帝!

在听取了大量关于尚书令及其党从的弹劾之后,刘维箴开始了动作,以宰臣中书侍郎萧偃权刑部尚书、都察使王弘范、大理寺卿魏景渊,率三司臣僚,对一应弹劾、举报人与事进行调查……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于朝廷内部那些真正的大佬,于那些对帝国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而言,可谓深悉其妙。三名重臣之间,最大的共通处,便是出身勋贵,无不有一个风光显赫的祖宗。

于是,更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了,一步一步,群起而攻。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又一桩“武德使之死”的疑案,时任武德使的郑旷暴毙于广府中,皇城司的间探们则大肆活动。

半个月间,几十名相党与疑似相党的官僚受到调查,其中有些官员甚至直接被捕下狱。面对这种情况,王士廪这棵参天大树,却连一点风雨也不能遮挡了。

当然,王士廪不是没有尝试挽回,只不过,自刘维箴苏醒之后,他仅同群臣一起觐见过两次,后面连面都见不到了,每次前往都被蔡诀挡驾:官家正忙于国事,不便接见王相公。

一直到吏部尚书毕光琳被皇帝以结党、渎职、逾制、乱法、营私等十项罪名下诏狱。

此诏一下,满朝轰动,而“倒王”事业的大局也基本奠定。毕光琳的身份也不一般,并非因其祖上乃开宝、雍熙名臣毕士元,而因他作为王士廪的姻亲,属于“相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毕光琳被拿下了,局势还不够明朗吗?王士廪还远吗?

到这个关头,王士廪也彻底醒悟过来,就像30多年前辅助刘维箴夺嫡时那般聪敏,洞察局势。他没再做其他多余的动作,而是主动上表请辞,欲以年高致仕,寻求一个体面。

可以,对其辞呈刘维箴选择留中,而不表态就是最明确的态度了。

事实上,因为王士廪之事,朝廷上层权贵官僚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深竣了,朝野内外的怨言,可不是能够轻易平息的。即便刘维箴能稍抬一手,其他人、势力也不可能轻易罢体。

一直到正统二十四年三月初九,已经闭门在家七日的王廪,终于被一些来自宫内的宦官、侍卫带走,府邸也被查封。和毕光琳一样的套餐,下诏狱,但罪名可就多多了,足足罗列了二十七条。

尚书令被狱,从大汉帝国的历史帷度来看,都是一件极其少见并且严重的政治事件。而由此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对王士廪党从势力的清算,也迅速展开,在缺乏分寸与尺度把握的情况下,更进一步地伤害着帝国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