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希文要回京了！”
正统六年暮春的大汉帝都，类似的感慨与议论，尤其多，一直到正主抵京，方才勉强安静下来。显然，帝京权贵们真实的感慨是：范希文要当尚书令了......
自江陵出发北归，并不算太漫长的路程，范仲淹足足走了一个多月，关键不在于时间，而在于这段旅途中的心情。要知道，以往任何一次，闻君召唤，他都是日夜兼程，急奔京城，述职尽忠。
而这一回，除了作为一个文臣、老臣、名臣的矜持之外，还有他内心的迟疑与忐忑，或许有那么几分矫情，然若非打心里重视、珍视，又何至于此。
北归途中，沿路官僚权贵们，就像苍蝇闻到蜜一般，蜂拥而上，范仲淹是挡也挡不住，排也排不开，可谓不胜其烦。
即便不为所动，但范仲淹也被搞得心力交瘁，因为他深切地明白，如今这一张张面孔有多殷勤和善，将来就可能有多狰狞可怖。
一路北行，在抵达洛京以南的龙门驿时，已经有人出京数十里前来迎接……也是在龙门驿，范仲淹收到了一则噩耗，一则丧报。其知交好友滕宗谅，在前往苏州就任的途中病逝了。
滕宗谅字子京，也是端拱二年那一科的进士，在范仲淹、晏殊、蔡齐等人光环笼罩下，他并不是那么出众，甚至一度只能被视作范仲淹的附从。
早年范仲淹第一次背负重任，被世宗皇帝安排到淮东主持沿海堤堰修筑事宜，滕宗谅就作为僚佐在旁辅助。范仲淹后来升任盐铁使，主持盐务整顿改革，滕宗谅也作为判官，听命协助，任事专心，颇有成绩。
其后历职多方，因为范仲淹的关系，也屡次受到提拔与贬谪，而不论在何任上，都以清廉自守、勤政爱民而受人赞扬。最近一次卓越的政绩，便是在岳州这个湖北大州任上，虽然没有重修岳阳楼，但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对滕宗谅治岳州之功绩依旧有所提及……
滕宗谅之于范仲淹，不仅是好友至交，更是同道同志，在进京的关键时刻，收到如此噩耗，对范仲淹来说，实在是一个重大打击。
哪怕报国之志早已坚如铁石，也难免为之黯然神伤，就在这个春雨之夜，涕泗之余，范仲淹又写下了一首新词——《蝶恋花·夜宿龙门》。
范仲淹不只是一个政治家，朝廷的能臣干吏，还是一个文学家，在入仕后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文才并不是那么显着，而他流传于世的诸多文章、诗词、政论等作品，大部分都成于他五十岁之后。
出现这样的情况，显然与范仲淹所处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有关。要知道，范仲淹从少年到青壮年，一直处于大汉帝国最繁荣昌盛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堪称帝国最清明的雍熙时代，先承恩于太宗皇帝，又立志于少年，可以说是他一生理想与追求的开端。
及至世宗继位，范仲淹进士入仕，得其幸运，受到世宗的看重与提拔，二十来年间快速崛起，也一直忙碌于国家大事，乃至一步步成为庶族官僚中佼佼之人物。
可以说，在五十岁前，是范仲淹人生最光明也最有价值的一段时间，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一直持续到陇右任上。
而那段时间，恰恰是世宗皇帝二十七年统治时期的一大转折点，因章德太子早薨，而引发的一系列夺嫡与政斗，导致朝政混乱，风气浑浊，这样的情况，也显然更加容易引起范仲淹这样忠心耿耿的仁人志士的感慨与担忧。
等到世宗驾崩，年轻的皇太孙刘维箴继位，真正进入到大汉帝国巅峰的一个转折点，眼瞧着洛京朝堂上那些复萌的昏臣弊政，眼看着帝国顺着下坡滑落......
这样的背景下，以范仲淹那满腹的才华，满腔的忠心，伴着一壶愁酒，往往就能化作一篇醇香诗文......
皇帝对于范仲淹此番归来，显然寄予了厚望，礼遇上也十分周到，得知其已近京师，特地遣内侍行首石全彬，率领禁卫，以国公仪仗，出城十里相接。
面对这番恩遇，若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即便对皇帝刘维箴心存犹豫，但经此阵仗，终究还是增添了几分信心。
而刘维箴对范仲淹，也的确重视，在进城之后，专门安排其到汉宫中的皇家浴汤中沐浴更衣，又赐紫金麟袍，和田玉冠，亲自接见于崇政殿。
对于这次会面，皇帝至少在场面上，是足够重视的，而事前，范仲淹也准备了一肚子的忠言善谏，想要向刘维箴禀报。
但是，君臣会面的时间，并不长，至少谈论国家大事的时间不长。只在客套性的一番问对后，皇帝刘维箴，正式下诏，任范仲淹为大汉尚书令，总领国政。
反倒是稍后的御宴，刘维箴谈及吃喝的时候，话多了一些，这样的情况，让范仲淹心头极其别扭。刘维箴并非不清楚范仲淹的脾性，也知道这样的表现会引起这老相公的不满，或许，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表明他的态度，国政朕交给你了，就不要以其他俗事来打扰朕......
事实上，刘维箴对范仲淹已经足够尊重了。要知道，为了接见他，刘维箴甚至推脱掉与贵妃春游踏青的活动。刘维箴显然是个风流天子，在当下的汉宫，不说佳丽三千，三四百总是有的，到正统六年，有名号的妃嫔，便已达37人。
而其中，最得宠的，就是韩贵妃，几与曹皇后分庭抗礼。韩贵妃的出身自然也不是简单的，他是建隆宰相韩承均之孙。
在帝国百年之后的当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洗牌，帝国的勋贵阶层也发生了堪称天翻地覆的变化，顶层的权贵圈子越来越小，继续保留在帝国权力中枢，依旧对国家事务保持着强大影响力的，也只剩下那十几二十个家族了，这是通过百年历史激荡、风云变幻，方才筛选出来的。
其余的，或因后继无人，或因立场出错，抑或是出现重大政治过失，比起大汉帝国，还先走起下坡路......
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臣家族，都沉寂乃至沦落，甚至有的仅剩个空头爵位，有些家族因为经营不善，甚至开始变卖祖产过活。
而正统时代的到来，对于天下勋贵来说，都是一桩幸事。因为，来自皇权的压制力大大减轻了，即便是那些破落的勋贵，也得以“卷土重来”，“再兴家业”。
那么，一个问题出现了，正统时代，是文臣的春天，是庶族的时代，勋贵们也迎来复苏，那么在蛋糕有限的情况下，权贵们春天，又建立在哪些群体的寒冬之上呢？
范仲淹拜相之后，所发起的一系列对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良），都是冲着解答这个问题去的，虽然最后证明，这个问题，无解！
而就在范仲淹拜相不过几日的功夫，一个麻烦就找上门了，广陵王刘继臻强闯政事堂，状告洛阳府尹包拯，藐视天家、侮辱皇叔、滥用官权等十大罪名，要求范仲淹将之免官惩办......
历史的修正下，包拯，“包大人”，依旧在帝国朝廷焕发着他的光彩，甚至于，因为政法大学堂的履历，世宗近臣，乃至与皇帝刘维箴还有一段师生情谊，使他在朝廷内部的声望比正史上还要高。
在四十五岁，就担任洛阳府尹，这样的履历，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是极其难得的一件事情。要知道，普天之下，绝大多数走正常升迁路线的官僚，便是那些出类拔萃且不失运气者，在这个年纪，大部分也只能做到普通州府一级。
连范仲淹，都在年近六旬的时候，才担任首相，还是在朝堂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当下的大汉帝国，上层权贵中，“老龄化”有多严重。
而包拯这个“年轻人”，在担任洛阳府尹后，也很快就得到了“包青天”的名声，只因为两点，不畏权贵，为民请命。
在太宗—世宗二朝加强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导致全国各地，讼师行业快速勃兴，而在京中，也出现了一批专门为高门富户打官司的“大状”，这批人，可谓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然而，自包拯就任洛阳府尹以来，这些人的“败诉率”直线下降，甚至到后来，一听是包青天亲自断案，都赶忙劝“当事人”止损为优先......
广陵王刘继臻，乃是世宗皇帝四子，初封广陵公，刘维箴继位后，晋位为王。如今的大汉宗室，老一辈的，基本只剩下一个许王刘曜了，他当了将近三十年的中书令，对帝国朝局的稳定起到了突出作用。
等燕王刘昭薨逝后，又身兼宗正之职，直到前几年，方以年高从中书令位置上退下，专心于宗正事务。依宗室惯例，刘维箴又以二叔安阳王刘继德为中书令，不过，到刘继德时，中书令的权威与作用，虽然依旧保持着，不过因为人的关系，也逐渐下滑了。
刘继臻徒以亲贵，平日里也还算安分，但在范仲淹初任首相之际，闹出“闯堂”的风波来，背后自然少不了推手。只不过，就他自己，也确实与包拯有怨，因为他的女婿因为私贩盐茶、害人死命，被包拯拿下，当堂判死了。
事前，碍于情面，刘继臻也低头做小，希望包拯能高抬一手，至少保住性命，结果，“包大人”原则性很强，毫无通融之处，在刘继臻找到皇帝之前，就将其婿判死了。
这里又有个背景，在大汉帝国的地方官府中，唯有洛阳与开封二府，当堂判死的案例，几无推翻可能，这是二府府尹权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这也导致，二府无法轻易判死，也达到一个制衡的效果。
因而，当包拯的判决书生效的时候，能够救广陵王之婿的就基本只有皇帝，然而，当今皇帝，又岂会因一个罪证确凿的“郡马”，而去挑战政治潜规则？
回到范仲淹这边，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包拯，然而面对不依不饶的刘继臻，为免场面上闹得太不好看，最终将宗正许王刘曜请了出来，将刘继臻禁足三月，此事方才告终。
但这件事，也成为范相公与朝廷内外那些不法勋贵以及顽固而强大的保守派们，角力战斗的开端，而类似的事件，在范仲淹整个执政生涯，是层出不穷，并且每一次，都能搞得范仲淹心力交瘁。
范仲淹是一个渴望做事也能够做事的人，但是，当他很大一部分精力都不得不被牵扯到朝廷内部的龃龉上时，他为大汉帝国的一切努力，就只剩下苦苦支撑了......